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北大金融评论》撰文表示，减碳和增长是双碳目标实现过程中的一个现实问题，如何把双碳压力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这是一个富有感召力的目标，但这个目标的实现并不容易。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生产的影响，需要新的技术创新变革来调整和把控。中国的能源和经济应该也必须走一条“增量优先、以新代旧、激励创新、市场驱动”的转型之路。

本文将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16期。


 

双碳目标助推全方位发展方式转型

碳减排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其影响并不限于环境领域，对中国乃至全球发展模式都具有重大影响。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不同于传统污染物，在过去的长时间内，并不被认为是有害的。当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加剧全球升温并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后，温室气体对经济活动的涵义发生了改变，被认为是人类发展付出的一种代价或成本。然而，温室气体具有全球范围的外部性，产生温室气体带来的收益获得者是具体的，有明确主体，但温室气体引起的危害是全球性的。这种巨大的负外部性带来了相应的治理难度。

在绿色发展的视野内，同时也存在着具有巨大正外部性的公共物品，如生态环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好的生态环境是人们福利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这种重要性相应上升。从生态学的角度看，生态环境能够带来生态资本服务价值，如固碳释氧、调节气温等。生态资本服务价值同样具有外部性，但通常是区域范围的，与温室气体的外部性差异较大。另一个区别是，生态资本服务价值迄今尚未形成社会普遍认同的度量方法，而温室气体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度量方式的不足也加大了生态资本服务价值外部性的治理难度。

显然，已有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及其核算体系存在重要遗漏或偏差。当我们讲到生态环境、污染治理时，讲到双碳目标时，对原有模式的修补是远不够的。考虑到更多方面的矛盾和挑战，已有发展方式所面临的不是个别层面而是全方位的转型。对这样一个重大议题，这里不可能展开深入讨论，仅提出一些可供探讨的要点。

发展是由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生态资本和社会资本协同推动的。物质资本是基础性的，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生态资本，加上地下资源后的自然资本越来越受关注，而社会资本在数字时代被赋予了更多含义。但四种资本如何相互影响、相互合作推动社会运转，很多方面并不清楚，尤其对后两种资本尚缺少深入理解。

经济社会核算体系内的成本和收益需要作出重要调整。碳排放和常规污染物引起的短期和长期负面影响，应作为成本项计入核算体系。在绿色GDP核算中，就曾对常规污染作出过此类扣除。相应地，生态资本服务价值等绿色收益，应作为收益项计入核算体系。这些成本收益的调整，将会引起生产经营收益和投资价值重估，并形成新的激励机制。

上述核算体系的调整以度量技术和方式变革为前提。以前述四种资本为例，物质资本的度量是基本成熟的；人力资本度量有很大进展，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生态资本度量有进步，但与普遍可用还有较大距离；而社会资本的度量看起来差距更大。资本度量技术的进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石。生态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实际作用，人们很早就意识到了，但未能在现实发展过程中得到应有体现，很大程度上受到度量手段的制约。就绿色转型而言，如果生态资本及其服务价值在度量方法上不能取得大的突破，所谓转型很可能流于口号，难以落到实处。

治理体系的变革。新加入核算体系的碳和其他污染物排放、生态资本服务价值等具有程度不等的外部性。如果沿用既有方式将其作为公共物品对待，前景恐难乐观。反之，如果在度量技术进步的基础上，收缩这类物品的外部性，使之接近或成为私人物品，进而融入市场体系，则情况将大不相同。即便如此，外部性向内部性的转换，市场机制起作用，都是政府介入的结果，或者说，这类市场是由政府创造的。显然，这对政府组织的智慧和能力是一大考验。以往经验表明，政府组织能否发挥有效作用是不确定的，需要在某一时点上同时具备多种条件。

更重要的是，应对气候变化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社会通过创新打破新的发展约束条件。发展方式的转型并不仅是核算项目上的加减。碳减排、碳中和，常规污染物的治理，重视生态资本服务价值等，都是人类社会在新的认识水平上对发展方式进行的调整。这些调整所带来的冲击，人们的反应可能是消极的，也可以是积极进取的，用改革和创新的办法面对和解决问题。

在人类久远的历史中，经济增长长期处在极为缓慢或停滞的状态，工业革命启动了快速增长过程。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主要由若干次大的技术创新所带动。创新打破了原有的发展条件约束，拓展了新的增长空间。

以往，发展约束条件通常是显而易见的，如土地、资本、劳动力短缺等，而气候变化对发展的不利影响，是通过科学研究而发现，经由传播讨论而逐步形成社会共识，进一步通过政府规制和公共政策而转化为约束条件。这一约束条件改变了资源原有的配置格局。与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技术变革一样，打破这一约束需要新的重大创新，可以做一个比喻，已有的化石能源逐步枯竭，人类需要找到可替代的新的清洁能源。当然，创新过程不会一帆风顺，在初期会面临成本过高的压力。而创新能力一旦形成，将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超过预期的增长动能，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碳冲击只是发展约束条件改变后刺激创新的一次机会而已。由此，我们应该对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有信心，关键还是尽早启动各个相关领域的创新进程。
 

三种不同的减碳类型

把双碳压力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确实是一个很有吸引力、感召力的目标，但这个目标的实现并不容易。现实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三种不同的减碳类型。

第一种是衰退型减碳，就是通过减少生产来减少碳排放。这是所有减碳类型中最简单、最不费气力的。由于生产活动不能停顿，这种类型通常并会发生，甚至会被认为不可思议，但是在某些特定情景下还是会出现，比如有的地方为了完成短期节能减碳目标，一度曾出现拉闸限电、停工停产等现象。

第二种是增效型减碳，就是通过提高碳生产率，用同样多的碳排放实现更多的产出，或者同样的产出使用了较少的碳排放。我们经常讲的节能减排、节约优先等，大体上相当于这种类型的减碳。

第三种是创新型减碳，是指通过创新形成新的技术、工艺、方法等，在达到相同产出的情况，实现了低碳、零碳甚至负碳排放，如用风、光、水、生物质等可再生能源发电。如果用这类技术去替代原有的高碳技术，就可以在实现相同产出的前提下减少或抵消碳排放。

创新性减碳跳出已有的技术和产业圈子，开辟新的赛道，具备了前两种减碳类型所没有的特点。

首先，创新型减碳可以实现对传统高碳技术或产业的长期替代。所谓的绿色转型，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换技术，用低碳、零碳或负碳技术去替代原有的高碳技术。

其次，创新性减碳的空间究竟有多大，是无法事先设定的。创新的内在动力和不确定性，决定了人们不可能限定它的扩展边界。不难设想，如果可控核聚变能够成功并商业化，人类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写可再生能源的版图。

第三，这种创新可以大大降低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比尔·盖茨在“气候变化与人类未来”一书中就提出了绿色溢价的概念，而且对绿色溢价的降低并不乐观。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一旦创新进入可持续轨道，成本下降可以相当快。随着创新竞争的加剧，价格下降，不少产品的绿色溢价已经为负了。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光伏发电。十年前说要与燃煤发电竞争，会被认为不可思议，但过去的十年间，光伏发电成本下降了80%-90%，已经低于燃煤发电成本，并且还有进一步下降的潜力。其他清洁能源也正呈现出类似特点。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挑战来自成本冲击，创新带来的成本下降，可以极大增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和能力。

第四，创新最初源于减碳动机，一旦形成产品后，往往产生更多的附加效用或福利，创造了更多的消费者剩余。以新能源智能汽车来说，2022年12月的渗透达到31.8%，超过人们预期。消费者在买新能源汽车的时候，不能说不关注碳减排，但大部分消费者直接感受到的是使用成本低、电子设备应用得手、舒适程度高、操控感觉与以往大不相同、智能驾驶能力的逐步提升。除了电动化之外，更有智能化、共享化等。简单地说，吸引消费者的，大部分优点可能是减碳之外的，这意味着创新为社会提供了超出预期的福利。

最后，触发和加速了能源等高碳行业的数字化进程。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另一种经济形态，整个经济社会正经历着向数字经济形态的转型。即使没有双碳压力，能源、工业、交通、建筑等高碳领域也会进入数字化转型，但过程可能相对缓慢。创新性减碳触发和加速了这些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有可能推动这些领域成为数字化转型的领先者。

由防御型减碳战略转向进取型减碳战略

创新型减碳提供了与另外两种减碳类型很不相同的可能性，有机会启动和引领远超减碳预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数字化转型。如果要做个区分的话，衰退型减碳和增效型减碳主要体现的是一种防御型战略，而创新型减碳则是一种进取型战略。应对承认，在较长一个时期，我们对进取型战略已有认识和展望，但想法和做法基本上还是停留在防御型战略。挑战在于如何尽快地转向进取型战略。

在以上三种减碳类型中，前两类大体上在已有的技术和产业体系中做文章。与衰退型减碳相比,增效型减碳体现了积极导向，特别在技术落后、管理粗放的情况下，提升能源和碳生产率有较大空间。事实上，这些年来中国在节能减排增效上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绩。但增效型减碳的局限性也很明显，首先是随着技术和管理进步，碳生产率的提升会出现递减，持续提高的空间收缩。更重要的是，这些变化主要局限于已有的技术和产业框架内，即便有技术创新，也属于所谓改进性创新，而不是颠覆性创新。碳生产率可以达到很高水平，但所用资源仍然是高碳的，如燃煤电厂节能减排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用煤发电这一点并没有改变。

这里还需要讨论一下如何用经济学的方法理解节能优先。节能优先，更广泛一些说节约优先，作为社会公德值得倡导。经济学从本质上说也是关于节约的一门学科，但经济学理解的节约是全局性的，着眼于全社会的资源最优分配。节能一般意义可以理解为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降低成本，与原材料、运输、仓储、人工等降低成本含义并无二致，与此同时，还要考虑产出，寻求单位产出成本之比最低。节能是否优先，取决于这种全局性的比较评估，而这种评估通常是经由市场机制实现的。如果一直都要把节能摆在第一位，特别是把控制能耗的指标作为间接控制碳排放的指标，那就难以避免资源配置的扭曲和错配、对正常经济运行带来负面扰动，这也是政策层面上提出由能耗双控尽快转到碳排放双控的原因所在。

不同的战略取向，体现于目标和政策，更实际的要看激励体系。这里我们重点分析一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于碳排放这样具有全球外部性的物品，不可能指望市场直接发生作用，首先要有政府的介入，由政府“制造”市场。诺德豪斯、斯特恩等气候变化经济学的领军者都提出要给碳定价，具体办法有配额加交易和征收碳税，并期待碳排放权市场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然而，不论是最早兴起的欧洲碳市场，还是近期开始运作且全球规模最大的中国碳排放权市场，实际运行状态似乎远不及预期。除了诸多外部因素外，这些市场均存在结构性缺陷，如只有部分高排放行业和企业被纳入市场，与“应入者”范围差之甚远，这样不仅覆盖面不够，公平性问题也显而易见；配额初次分配基本上免费发放，实际付费只发生在 “调节余缺”环节；配额分配由历史法转为基准法是一个进步，但考虑到供给安全和稳定，配额发放规模难以降幅过大，在很多情况下，监管者很难区分供给安全是实际存在还是生产者的借口，如此等等。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碳排放权市场价格发现以及相关的调节供求、促进创新等作用就会大打折扣了。

更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已有的碳排放权市场看起来主要是为前面说过的防御型战略服务的。对进入碳排放权市场的生产者来说，重要的是提高碳生产率，是节能减排，通过节省下来的碳配额出售而获利。对市场的设计动机而言，也期待生产者通过创新采用新技术提供低碳或零碳产品。但现实情况是，原有生产者往往存在着严重的“路径依赖”，缺少兴趣也缺少能力进行技术创新。那些颠覆性创新者大多数处在“圈子”之外。与此同时，为了防止高碳生产者通过购买碳汇放松自身节能减排压力，碳排放权市场对CCER类型的碳汇交易规模设立了交易规模比重限制，目前这个比重被限定在5%，是一个对整体市场结构难以产生大的影响的份额。这样，我们看到最有活力的创新性减碳很少能得到市场激励的眷顾。
 

“创新型碳替减”和三支柱体系

这里要引入一个重要概念，即创新型“碳替减”。所谓创新型“碳替减” ，是指依托绿色技术替代而相对减少的碳排放，也可称为替代性减碳，也就是运用低碳、零碳和负碳技术，在获取相同产出的情况下，与原有的高碳基准生产方式相比，所减少或抵消的碳排放量。例如，每千瓦时发电的碳排放量，燃煤为1000克，光伏为30克，风能为10克。如果由燃煤发电改为光伏或风能发电，则碳排放量相当于燃煤发电碳排放量的3%或1%，碳替减量分别为970克或990克。

“创新型碳替减”在减碳的同时实现增长，把二者的冲突关系转化为协同关系。增量部分的碳替减可以减低全局碳排放强度，存量部分的碳替减则可降低全局碳排放总量，是实现碳排放“双控”的重要抓手。转向进取型减碳战略，应在稳住存量、保障能源供应稳定和安全的前提下，把重心转向更快地扩大增量，对“创新型碳替减”提供强有力的激励。这种激励并不限于少数措施，而应是相互依存的三支柱体系。

第一个支柱：建立全方位支持绿色技术创新的创新型“碳替减”市场。这个市场应有强包容性，包括绿电等绿色能源产品，也包括钢铁、有色、建材、化工等高碳行业能够产生碳替减的产品，如绿氢炼钢等。还可包括森林碳汇和其它负碳技术产品，也可包括个人消费领域的碳排放权交易。按照个人碳排放平权的原则，在个人消费领域平均发放碳排放配额，部分消费水平较高者可以购买消费不足者转让的配额，也可直接购买碳替减量，以平衡个人碳账户，这样机构和个人都可成为市场参与者。

起步阶段地方可以从各自实际出发，建立“碳资产池”或“绿碳银行”，开展创新型“碳替减”的核算和交易。本地区内交易结果互认，属于“地区内部粮票”。碳替减指标出售者获得收入，购买者则可以抵消相应的减碳额度。交易不一定采取公开市场交易方式，如可采取交易者谈判、地方政府定价的方式。本地区政府对外则算总账，完成国家或上级政府下达的碳排放“双控”指标。如果运行有效，可以向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