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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厉以宁被任命为证券法起草小组组长,正式参与证券法立法工作,前后7年时间,他致力于拿出最合规律、实际和国情,相对最优的方案。本文的作者王晓晖作为中国新闻社当时负责采访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记者,多次与厉以宁对话访谈,并受邀于1993年到他家里作长时间采访。
文章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作为脉络,细数了厉以宁在人大与政协履职的工作点滴,为我们描述厉以宁的公众形象的另外一面,以“三不”的视角还原、走进厉以宁92岁的人生。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骄傲,就是我们参加了改革,这是我自己可以得到安慰的”。
本文源自《北大金融评论》“追寻纪念厉以宁”专栏,作者是中国新闻社原总编辑、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王晓晖。文章将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16期。
厉以宁先生离开我们三个多月了。
这些天,我翻检多次采访的资料、翻看诸多回忆和报道,翻看他的专著和发言、诗词,回望他的背影、步态,试图拼接、还原、走近他92岁的人生,以“三不”的视角作一点管窥和解读。
不趋避
告别仪式那天,4000多人来为他送行。北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首席专家何志毅的数据记录:2月27日19:31,厉先生去世4个多小时,微信指数升至1.3亿,2月28日,指数为2.1亿。其实,在民间,在网上,厉以宁一直都是自带流量、有网红级传播效应的经济学家。在“两会”期间的人民大会堂内外,他始终是被媒体“围追堵截”的热点人物。这或是因为,他一直都试图站到社会发展痛点和民众的关切点上:
20世纪80年代初,大批知青返城,2000多万城市待业人口的就业成为社会和经济突出问题。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主持召开的相关会议上,厉以宁提出集资兴办企业,发行股票扩大经营解决就业问题。这是厉以宁第一次正式提出关于股份制的建议,此言一出,立即引发各界激烈讨论。
80年代中后期,厉以宁深陷股份制激烈论战,常写了检讨再回去上课。虽然当时中国已有股份制初级实践,但在多数人观念中,股票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是搞私有化。甚至有人说,厉以宁是在 “明修国企改革的栈道,暗渡私有化的陈仓”。但他不避舆论,明确回应,股份制本身没有姓资姓社之分。
2004年2月,“非公经济”冲上风口浪尖,厉以宁的手写信札,连同一份《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建议》被送进国务院。这份17页的调研报告,是以厉以宁任组长、刘永好等为副组长,包括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在内20多人组成的调研小组,分赴各省市一手调研的反馈。2005年2月19日,《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出台,民企获准进入铁路、石油、民航、国防科技等领域,获准参与国有资产重组。
2008年,股市波动,股民热议印花税,厉以宁直陈:“印花税不应双边收,从双边收改为单边收是必要的。”半年后,有关部门决定2008年9月19日起,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征收方式,对受让方不再征税。
2013年后,城镇化成为改革焦点,厉以宁明确提出意见: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一定会走向全国户籍一元化,城乡不应再有居民身份差别和权利的不平等;“农民是一种职业,而不是一个身份”;“失业比通货膨胀更令人担心”;“就业是中国最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
2021年,世纪疫情之下,经济疲软、增长乏力、消费低迷,社会蔓延分配焦虑。厉以宁再提自己25年前在《股份与市场经济》中提到的“第三次分配”概念,强调市场初次分配,政府二次分配之外,还应有道德主导的第三次分配,推动慈善和社会捐助等基于道德的分配方式……
时代在不断出题,其中,有我们这个超体量大国摸着石头过河遇到的前所未见的难点问题,也有进入深水区附着不同民意的热点问题,厉先生总是不假思索地执著思考,脚踏实地地实在回应,不因必然会有的歧义而犹豫,不因可能出现的风险而趋避,将自己与时代深度绑定,始终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作为自己研究的母题。
文章发表得再多,不联系实际,对中国的改革没有用处——厉以宁曾对北大学生说,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可能成为非常好的艺术家,但不可能成为非常好的经济学家,因为经济学家需要的不仅仅是理论,还要有对社会的深刻洞察。他由此勉励学生,不仅要钻研学问,更要接地气。为保持上知天气、下接地气的切肤之感,保有对社会的洞察,毕节作为厉先生中国减贫研究的切入点,他一去再去,八次往还。2004年、2005年,厉以宁为参与起草《农村土地承包法》实地考察16个省的农村。除了西藏,全国其他省份的地级市,他几乎走遍了。
“作为读书人,总有些正心、齐家、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这是我坚持至今的动力。”这是2018年厉以宁获得“改革先锋”奖章时的感言,也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底层逻辑经典表述的厉以宁版本。“参与改革,推动中国的现代转型,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92年,深厚又纯粹,复杂也简单。经世致用,齐家佑民,以实的初心、以实的态度,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厉以宁最大化地向时代交付了自己。
不纠结
厉先生50年代初进入北大,就没再离开过北大,待了70多年。与此同时,作为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三届政协常委,厉以宁连续30年参加全国两会和人大、政协常委会,无数次踏上人民大会堂三十九级台阶,参与中国立法监督、参政议政最前沿。1988至2002年,他先后担任第七、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2003至2017年,他先后担任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曾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频繁切换于大学堂和大会堂。
1992年,厉以宁被任命为证券法起草小组组长,正式参与证券法立法工作,前后7年时间。因为证券法的极其重要性和当时尚存的种种局限性,加之经济社会发育不够成熟,证券法草案的调研、起草伴随不少争论,经历了繁复、甚至痛苦的修改,成稿与最初版本相较已面目全非。作为中国新闻社当时负责采访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记者,我经常在会上、会下、电梯、走廊遇到厉先生,并受邀于1993年到他家里作长时间采访。每一次,厉以宁总会详尽介绍证券法的修改和进程,并不拘泥于过程中的具体操作与流程。厉先生坦陈,当时的最大困扰是,如何把国际通行规则与中国实际更好结合,拿出最合规律、实际和国情,相对最优的方案。
1998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高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1999年7月1日正式施行后,证券法又历经了2004、2013、2014 年3次修正和2005、2019年2次修订。追随时代发展不断完善的证券法,为规范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强化资本市场监管、促进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厉以宁为此感到欣慰。只要利国利民,功成不必在我。他很快就投入到了《证券投资基本法》起草工作中。
厉以宁曾告诉笔者,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大约占去他三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他心目中的“常委”形象是了解中国实际、反映实际情况的务实者,而不是唱高调的人。因为实际,故不纠结。即便身陷舆论,引发批评,厉以宁也并不以为意,而是语调平实地说出自己的观点:经济学家应该有勇气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据说,他反复提醒自己的一句话是:“可以不说话,但不要说假话。”
有厉以宁学生回忆文章披露,20世纪80年代,厉先生曾借调到中央书记处工作一年,也曾受国家体改委委托,领导课题组研究经济体制改革中期规划,吃住在中南海,上课时回北大。有两年左右,虽然回了北大,但常到中南海办公。
厉以宁从不希望自己的经济学说待在象牙塔里。幸运的是,时代也如期回应了他。改革开放的中国包容了他一直以来使自己的学术成为“有用的思想”的努力,接纳了他把纯理论研究与实际经济发展契合的追求,在深水区过河的尝试中,不时看一看他的答案。厉以宁听到这种召唤,没有任何保留,没有任何纠结,据实以答。1986年4月北大学术讨论会上厉以宁说,用争论凝聚共识,找到正确的道路。其后又表示,改革不仅仅是因为有利,还需要告诉民众,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做是对的,才能在阵痛中找到新生。
在被中国知识阶层广泛赞誉的同时,厉以宁的公众形象其实还有另外一面,专栏作家刘远举在《双面厉以宁》一文中写道,那就是一些老百姓眼中的“砖家”,如今网上不难找到责骂他的文章。
但这些都没有能够阻止中国人关于市场经济认知的第一课里,厉以宁一直努力做一个忠于职守的教师,他不断在那里敲黑板、划重点、提供思考的空间,提供探索的维度。2017年,厉以宁最后一次以全国政协常委身份出席两会时表示,“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骄傲,就是我们参加了改革,这是我自己可以得到安慰的”。
北大成立九十周年时,厉以宁表露《共同的心愿》:“哪怕是在50年代初,我作为一个学生,在图书馆内仍然能接触到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学术讨论的最新信息;哪怕是60年代初,我作为一个青年教师,仍然能从同辈人那里听到对权威观点的评论,仍然能从学生中间了解到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社会的前途。”厉以宁一直待在北大,他清楚知道,自己是一名教师,学校是他的起点,学术是他的初心,所以,一直立于潮头,始终进退有据。
不抱怨
有人说,厉以宁擅在不幸中获取常人未有机遇。即使20年资料室工作,在他这里也转换成了最快捷广泛接触各种观点、汲取人类智慧的场所,成为他在政治风雨中的独善自藏之地。
留校后的20年,厉以宁在经济系资料室里借阅书刊之余,搜集、整理、编译国内外最新资料,接触大量西方经济学著作和几十种国外经济学期刊,翻译了200多万字经济史著作,为北大经济系内部刊物《国外经济学动态》提供了数十万字稿件……不知是因为单纯还是成熟,年轻的厉以宁这样回应了时代的风雨,显现出超稳定的心理结构,了无怨恨之意:“兼容并蓄终宽阔,若谷虚怀鱼自游。心寂寂,念休休,沉沙无意却成洲。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
60年代初,体重只有九十几斤,经历三次抄家,一度被囚于北大“监改大院”,1968年,又被关在昌平北太平农场监督劳动,厉以宁却写出仍有亮色的《破阵子》:“乱石堆前野草,雄关影里荒滩。千嶂沉云昏白日,百里狂沙隐碧山,此心依旧丹。隔世浑然容易,忘情我却为难。既是三江春汛到,不信孤村独自寒,花开转瞬间。”改革开放大门将启之时,他立即意识到,“山景总须横侧看,晚晴也是艳阳天”。
80年代初,就业设想未被采纳反遭质疑,厉以宁写下日后流传甚广的“七绝”:“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之后,他又写下“登小阁,望前川,缓流总比急流宽。从来黄老无为治,疏导顺情国自安”,兼顾各方,传递信心,表达主张。
60岁生日时,厉以宁《浣溪沙·六十自述》:“落叶满坡古道迷,山风萧瑟暗云低,马儿探路未停蹄。几度险情终不悔,一番求索志难移,此生甘愿作人梯。”86岁生日时的《江城子》道出平生所愿:“而今学子已成行,著书忙,似垦荒,虽过八旬,敬业在课堂。试问平生何所愿,青胜蓝,满庭芳。”
商务印书馆2018年出版《厉以宁诗词全集》,收集了1416首诗词。诗词是厉以宁内心之于现实的写照,是他舒缓情绪、砥砺心情的过渡地带。他不止一次谈到:年轻人第一要有自己的梦想,第二要有坚持的力量,不能半途而废。见证并参与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每一次前进与彷徨,当无数次面对改革困境,无数次被抛至舆论的巅峰,无数次登上最高学府讲台,无数次深入中国社会最基层、改革最前沿,厉以宁拿出的,是解决自己问题的韧性、解决社会问题的实在,简单直接,波澜不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