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晓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历史回顾和前瞻
近期,新冠疫情给上海乃至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何晓斌博士在本次讲座中回顾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梳理了其定位变化,并结合当前政策背景,展望了其未来发展。

6月9日晚,应巴曙松教授邀请,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何晓斌博士做客“北大汇丰金融茶座”,带来主题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历史回顾与前瞻”的精彩线上讲座,并与对话嘉宾德邦证券总裁助理兼研究所所长任志强先生一同围绕该主题与观众交流互动。这次讲座收获了1617个点赞。
 

何晓斌博士开始讲座

讲座伊始,何晓斌博士比较了全球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现状。通过对比中心发展指数、金融中介与服务机构情况等相关指标,他指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全球的排名连年提升,但在体量规模和营商环境上仍存在不小差距。从系统理论来讲,何晓斌博士认为经济与工业、贸易、金融、航运、科创等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大小、包括和被包括的关系,即经济范围大,经济包含了工业、贸易、金融、航运、科创等方面。这对理解上海的战略定位和金融与经济、工业、贸易、航运、科创的关系而言十分重要。何博士还特别指出,对“金融”的定义五花八门,全球没有统一的权威定义,这对金融市场发展、对正确处理好各类金融市场发展与经济各门类发展的关系十分不利。他给出了自己的对金融的定义——是指货币发行、流通和信用保证和与之有关的经济活动的总称。


何晓斌博士介绍中国金融市场概况

何博士着重回顾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的历史过程。他结合上海城市的功能定位的变化,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至1990年,为播种萌芽期;第二个阶段是1990-2000年,是以上海市为主导,中央有关部门支持帮助,相关省市积极参与的曲折探索期;第三阶段是2001-2008年,是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打基础、建框架”的平稳发展期;第四阶段是2009年至今,是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地方积极配合的“系统发展”期。到2020年,上海确实基本建成了中央提出的与我国经济实力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

回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过程,何博士与大家分享了四点感受:一是功能导向——服务全国、服务市场经济(资源配置、价格引领、风险管理)、服务万商云集、服务对外对内开放;二是金融市场交易规模增速远超过我国和上海经济总量的增速;三是中央主导下在市场类型增加、金融产品丰富、功能完善、规制健全、机构聚集的过程;四是无论中央强调与否,都是服务实体经济(第一、二产业和商业、交通、物流等部分第三产业)的过程。

展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何博士认为,前景无比光明,道路依然不平坦。首先,应该按照“十四五”规划,围绕“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国际绿色金融枢纽、人民币跨境使用枢纽、金融科技中心、国际金融人才高地和金融营商环境高地”这六大目标进行建设;另一方面,特别应该抓住自贸区新片区和浦东新区引领区的新机遇,在离在岸人民币跨境金融产品交易和服务,促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上重点突破;第三,还要提升大宗商品和航运市场的价格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上下功夫。

最后,何晓斌博士进一步分析了国际金融中心的标准和上海与深圳的金融发展差异。他认为,世界上对国际金融中心没有统一权威的数量标准。这反而给了我们想象空间——只要金融市场交易规模不断超过GDP规模的增速,同时有“人民币与外币”交易规模超GDP增速的增长,那上海就离“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总目标越来越近了。


何晓斌博士列示上海与深圳金融发展的异同点

在对话环节,德邦证券总裁助理兼研究所所长任志强先生就新冠疫情对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的建设影响、金融科技引领全球金融中心建设的作用和国际绿色金融枢纽的建设等问题与何晓斌先生一同深入探讨。何晓斌博士阐明,虽然新冠疫情的确对实体行业造成了较大冲击,但上海金融行业整体还在平稳运行。而金融科技始终是一个工具,它的职能更多在于支持金融本身。最后,何晓斌博士和任志强先生就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应该怎样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等问题进行讨论。
 

何晓斌博士和任志强先生展开对话

此次讲座是“北大汇丰金融茶座”第24期。“北大汇丰金融茶座”由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巴曙松教授发起创办,《北大金融评论》和深圳市资产管理学会提供学术支持,旨在进一步发挥研究院的智库作用,打造金融业界精英、资深专家行业发展创新交流平台。讲座采用“讲座+对谈”的新方式,主要邀请业界的精英和专家学者,向有志于在金融领域发展的北大汇丰在校生和相关人士分享行业和专业的最新情况、发展方向以及研究方法和心得。
 
(撰文:高思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