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右图看得就更清晰了。美国占比1%的最高收入群体，现在已占到了美国全国年收入的20%以上，这比80年代里根政府上台之前的12%大幅上升，而且现在这1%的人掌握的收入已经远远超过了占比50%的美国中低收入群体，甚至比他们高出1.5倍还不止。

这种贫富差距现象导致了美国对于全球化的反思，2018年就开始了贸易摩擦。经历了整个疫情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采取包括货币放水和财政刺激等短期刺激政策之外，拜登政府的整个经济思潮开始左拐，希望能够纵容甚至主动寻求经济增长超调。不达目的，不松油门。目的就是带动劳动力市场重新出现一个紧张、工资上涨、全员就业的局面。

在这个过程中，第一就是对短期的刺激政策，它是宁滥勿缺，也就是说刺激政策是超量的。今年以来又通过了接近1.9万亿美元的基建和其他的财政刺激方案。第二就是在这个刺激方案中存在着一定的偏向：更加左拐，偏向再分配，偏重社会公平的角度。譬如说这种加码的基建刺激和纾困方案中，除了一些传统的老基建、修路、架桥以及电信业、宽带等新基建之外，包含了很大比例的教育、培训、绿色能源和一些对中低收入群体的辅助。相反，对高收入群体和企业层面可能会有税收的增加。也就是说美国经济在疫情之后采取的政策，实际上已经明显左拐，要去治理长期以来美国贫富差距加大的局面。

那么再结合刚才我们看到的，在疫情之前，美国已经开始针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化的局面呈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思潮。过去20年，贸易的全球化、科技的主导和收入分配偏向企业巨头化，这三股抑制通胀的力量逐渐会被逆转。在贸易全球化层面，这里给大家展示的是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美国对贸易政策、中美经贸关系的基本的态势和判断的策略。跟右下角完全把美国塑造成一个堡垒式的、特朗普式的政策相比，拜登的政策更偏向于右上角，短期我们把它称为“竞争性冲突”。也就是说，一方面保持了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另一方面更重视把自己的事做好，政策以我为主，比如说通过美国国内的一些产业政策投资，对绿色能源等重点行业的补贴，以及对包括芯片、半导体在内的行业搬回美国等新的产业的政策支撑。

假以时日，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在拜登政府中更有可能偏向建设性的竞争，双方还能找到一些合作的余地，甚至在一些对中美两国利益都没有好处的制裁、关税、非关税壁垒领域可能达成一定程度的妥协和一致，回撤掉一定的关税和壁垒。然而，双方的竞争关系，单靠各自做好自己的事肯定是谈不了的。在中高科技领域和国家战略领域，比如5G、半导体、医疗设备、新能源等产业链，美国越来越倾向于回流，全球化的趋势进而慢慢被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