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杨汝岱：简单的生活和日益复杂的世界
“比较优势”分工体系走向何方？
杨汝岱认为，大航海时代以来，随着运输成本的大幅度下降，市场范围迅速扩大，分工与规模经济带来了全球福利水平的大幅提升。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分析了分工、比较优势、规模经济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直以来，比较优势理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应用得很成功，比较优势既使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发展机会，也让发达国家得以利用低价产品生产其他商品，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强了国际竞争力。比较优势的确是一个使市场参与各方都能够整体上获益的分工模式。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抓住了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分工。杨汝岱谈到，过去几十年我们处在一个由“美国创造、中国制造”模式所缔造的“中美共赢”的世界里。这个模式同时也带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但随着中国经济规模与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传统的合作共赢模式的吸引力在下降。“一方面是中国成长起来了，劳动力成本上升了，企业开始挖掘其他的利润空间，进而与国外的企业竞争加剧。另一方面在于技术进步。现代技术进步的核心是资本对劳动替代率的上升，随着资本对劳动的不断替代，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会相对变弱，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依赖自然就越来越小。”
工业革命以来，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国际分工体系带来了全球福利上升，但也带来了不同维度的失衡。这种失衡体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各国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分配效应使得一国内部、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2008年，杨汝岱还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博士生，他与导师姚洋教授合作的一篇题为《有限赶超与经济增长》的论文在学术圈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篇论文提出了“有限赶超”的概念。此前，围绕全球化与国际贸易领域的很多研究都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展开。21世纪初，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开始具备从模仿型向创新型过渡的动力。姚洋和杨汝岱注意到，一些经济发展较为成功的发展中大国，并不完全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对外贸易，其发展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同时，会致力于中高端产业的出口。在此背景下，他们提出了“有限赶超”战略。有限赶超发展战略是指，以市场为主体，以有限政府和中性政府为基础，实行适度超前的产业政策，从企业、产业、区域等层面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实现优化结构、赶超发达经济体的目标。
杨汝岱解释说，如果把所有产业从低技术到高技术进行分段，那么每个国家都有属于自己在产业链的一段位置。过去的模式基本上是每个国家找准自己的位置，再去决定相应的产业策略；而“有限赶超”则是让创新始于本国位置的前端，以此为着手点进行推进，既不是在原有位置长期停留，也不是站在全球技术的前沿外推。
他强调，“有限”的含义在于，选择“弯道超车”式的绝对赶超是要非常慎重的。这是因为模仿型阶段的特点是知识回报率很高，只要凭借勤奋就可以习得新知识，进而再制造、获得收入。但在向创新型阶段转型的过程中，知识回报率越来越低，最前沿创新往往伴随着高成本和高风险。这时候就要考虑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核算，不能贸然创新“大跃进”。
自“有限赶超”概念提出以来，已经走过了十几个年头，它不仅没有过时，适用性反而越来越强。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大规模涌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比较优势理论的假设条件与国际贸易的现实状况产生了偏离：一方面，比较优势只关注自由贸易对一国整体福利的增进，没有考虑到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导致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加剧；另一方面，规模经济带来生产效率不断提升，增加的供给超过了总需求，便出现了产能过剩和贸易保护。国家之间的争论也就越来越多，大国应该采用何种发展战略，亟待深入研究。
不仅如此，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升级等全球局势的剧烈变动，标志着旧周期和秩序正在解体，新周期和秩序正在开启。贝莱德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和橡树资本创始人霍华德·马克斯双双发出警告称，俄乌冲突将重塑世界经济，“这是全球化终结的开始”。也正如杨汝岱所说的，“我们正在走向存量博弈的时代”。
有人说，我们时刻处在一个确定性混沌的时代，但一部分人看到的是“确定性”，另外一部分人看到的是“混沌”，这取决于观察者的角度。
对于在国际贸易领域有着多年深入研究的杨汝岱而言，经济发展就是从分工与贸易开始，开放是全球经济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深层次原因。他指出，一战前的1870-1913年是一波全球化的大发展期。彼时，科技进步使得西方资本主义获得了迅速发展，经济自由主义登上巅峰。半个世纪后的1950-1973年间，战争的结束使得全球形成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政治稳定期，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又一个黄金时代，全球化也迎来了新一波的蓬勃发展。此时的全球化建立在美元作为公共品、美国作为美元全球体系的设计者和维护者的基础之上。“福利国家”政策在西方国家兴盛，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不断扩大。
对于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时期的世界混乱状态，经济史学家金德尔博格认为混乱根源于美国和英国的经济与金融地位不匹配，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将其称为“金德尔博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二战后国际秩序出现转折的关键节点。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金德尔博格陷阱”的再次到来，具体反映在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下降触及零下限，全球经济被迫收缩，资产价格泡沬泛起，公共安全品供应再次处于短缺状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审视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反思全球化的福利效应和分配效应。走向新均衡伴随着利益的再分配，杨汝岱认为，全球化已经不可能再恢复到原先的发展模式了，“到了存量博弈时代，国家的概念自然会越来越清晰，国界越来越明显，这时候我们就从传统的‘全球化’走向了‘多元化世界’。”
如果将全球市场比作是一块蛋糕，存量博弈是在蛋糕总量相对稳定下的各方争夺，必然会出现形式多样的冲突。比如，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构建的全球秩序及其话语权的挑战将长期存在。由于中国逐渐具备了影响规则制定的能力，中美不可避免地进入到“冲突区间”。杨汝岱认为，此时的中国正在面临价值体系的选择。“一个选择是完全融入西方体系，按照比较优势分工，就像上世纪的日本、韩国一样，也可能发展得很成功，但问题在于我们现阶段融入西方体系是否可行。我的观点是不太行，原因在于现在我们已经不具备融入西方体系的先发优势，进入存量博弈时代，发展中国家从全球化中的获益会越来越少；况且，从政治和文化角度看，不管是内因还是外因，这条路都很难有可行性。”
“既然全球化模式遇到了挑战，另外一个选择是在西方体系的基础上再去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但这是极为艰辛的一条路，非常需要智慧，需要策略，需要不断去探索。从‘一带一路’到‘双循环’再到强化人民币体系，中国正在这条道路上摸索。”
建立独立的价值体系并不意味着所谓的“脱钩”，这是杨汝岱反复强调的，“当前不可能完全脱离西方体系，一方面，西方的技术毋庸置疑是先进的，另一方面，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全球贸易中的位置。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优势在于人口和市场规模巨大、产业链齐全，但并非不可替代。”
俄乌冲突加剧后，俄罗斯多家银行被切断了与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之间的联系，并且还因被欧洲供应商制裁而面临芯片短缺的情况。杨汝岱认为可以以俄为鉴，“从俄罗斯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建立新体系一定会面临来自西方世界的竞争与打压，所以，绝不能随意讲‘脱钩’，不能意气用事，要务实地去解决问题。”
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杨汝岱表示，未来发展依靠的一是技术，二是规模。中国当前已经具备了充足的规模优势，只要再争取10到20年的和平发展期，便有希望通过“有限赶超”来实现技术的超越与创新发展。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首创了“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一词。他眼里的“企业家精神”是一种“悲剧轮回的英雄”。虽然越来越多的现代经济学家抛弃了熊彼特的“资本主义悲剧轮回”，但“创新”已然成为了公认的最重要的发展变量。
杨汝岱认为，预期的稳定性、制度体系的完善和人才的储备与培养是他理解中的创新的基础。“排在第一位的肯定是稳定预期，如果市场环境不能给企业以稳定的预期，那么，企业不可能去做长期投资，创新显然是不可能的；第二位则是制度体系，因为创新具有外部性，其盗用成本很低，只要假冒伪劣和盗版有生存的土壤，就不可能激发更多创新，所以一定要保护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如果说，稳预期是战略问题，那么，知识产权保护等细节就是战术问题。七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历经曲折，我们花了大量的精力去稳定各方预期，制定规则，让各市场主体敢于参与。存量博弈时代，如何稳预期仍然是我们长期发展中最核心的战略问题。”
在具备了稳定的预期和相对完善的制度之后，形成创新发展模式的重点便是完善人力资本体系，这便与教育密不可分。杨汝岱认为，“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还是知识传授型的，在此基础上就很难形成创新型社会。所以教育体系必须从知识传授型向能力培养型过渡。”
对教育体系的深入思考来源于他的切身体会。杨汝岱生长于湖南。20世纪90年代初他读初中，入校的时候全校一共三个班，但毕业的时候却缩减到了两个班。这是因为当时读书的机会成本很高，外出打工的薪水甚至高于高校教师，很多同龄人便选择辍学打工。但20多年过去，辍学打工的同龄人中的很大一部分在逐渐被时代淘汰。由于没有接受足够的能力培养教育，企业也没有动力大规模投入员工培训，他们不会使用新型机器。杨汝岱感慨，“我们不能太早地让小孩子学习某种特定的技术，很容易就被固化了，就是这个道理。”
高中毕业后，杨汝岱考入湘潭大学，是个典型的“理工男”，主修材料科学专业。但当时的他对这个专业并不感冒。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平新乔编著的《微观经济学18讲》是杨汝岱的经济学启蒙。这本教材被经济学专业的同学们评价为中级微观经济学里最难的一本，但对于理科生杨汝岱来说，书中繁复的数学公式反而易于理解，并深深地吸引了他。于是，杨汝岱便报考了经济学专业，然后又“稀里糊涂”地考入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称CCER，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政治经济学需要大量背诵，我不擅长。考研的时候我看来看去，只有两个地方不考政治经济学，一个就是CCER，所以就报考了CCER。”但这个看似是误打误撞的选择，却影响了杨汝岱之后的人生方向。
自进入CCER起，杨汝岱就以发展经济学为主要研究方向，延续至今。在他看来，发展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差异”和“特殊”的学科，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在各个方面的经济发展问题，并重点关注企业创新、教育等一系列问题。“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国内的学者都做得相对比较散，这是因为中国还处于发展中阶段，不像美国，其分工已经细化了。接下来的5-10年，国内发展经济学研究中，这种相对宽泛的研究仍会比较多。”他进一步指出，“比较优势和新古典框架都强调经济学研究的共性，但最近这些年的全球发展来看，普遍性理论和政策的边际影响有下降趋势，学术研究中越来越重视‘特殊性’，这是发展经济学学科发展面临的机遇，因为发展经济学本来就是研究特定国家如何实现经济发展。”
2021年2月25日，中国经济学年会举行理事单位会议，杨汝岱当选为中国经济学年会新任秘书长。早在17年前，杨汝岱便与中国经济学年会结缘，那是他考入CCER读书后的第二年，首次参加在南开大学举办的第三届中国经济学年会。“2004年我刚学完经济学的基础课就去旁听了一系列论文报告会，很受启发。”
中国经济学年会于2001年由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创院院长海闻教授发起创办，旨在引领经济学领域的学术交流与人才培养，已经走过20多个年头。作为新任秘书长，杨汝岱希望投入更多的精力在推进经济学“普及化教育”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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