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镇银行风险事件下，乡村金融如何可持续发展？ - 第十二期

村镇银行风险事件下，乡村金融如何可持续发展？

自今年4月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等多家村镇银行线上服务渠道关闭以来，河南村镇银行事件持续发酵，并引发社会热议。此前，对于“高大上”的金融行业而言，人们关注更多的是金融科技、价值投资、生态经营，而村镇银行相对低调许多，甚至“默默无闻”。

村镇银行设立的初衷，是解决中国农村金融长期供给不足问题，是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中国特色尝试。因此，“村镇银行”也多见于乡村金融、微弱金融等话题附属领域。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末，全国村镇银行数量已占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数的36%左右。政府的一系列扶持措施使村镇银行的盈利能力不断增强，但我们也应看到，村镇银行在支农使命与盈利目标、业务创新与经营模式方面仍存在瓶颈。此前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1》显示，截至2021年第二季度，共有122家村镇银行为高风险机构，占全部高风险机构的29%左右。

此次河南村镇银行风险事件，暴露出的正是村镇银行经营不规范问题。这也再一次把我国乡村金融发展所面临的的利与义、普惠性与可持续等难题披露于公众眼前。而如何“让每一个人在有金融需求时都能以合适的价格，享受到及时的、有尊严的、方便的、高质量的金融服务”（世界银行），对于今天已顺利完成脱贫攻坚重任的中国而言，不仅是要再次探索中国金融可持续减贫的特色路径，更是要再次为全球减贫事业发展和世界人权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有鉴于此，本刊编辑部策划了本期专题——可持续减贫中的金融创新，并邀请众多领域内专家学者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深入，包容性、可持续性等问题的创新解决，市场化的手段如何加速金融科技场景化革命等话题进行深入探讨和分享，以期让“更好的世界”实现的路径，宛如小径分叉的花园，都能抵达田园深处的美好。

中国银保传媒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农村金融杂志社党委书记、社长朱进元在《北大金融评论》上撰文指出，乡村振兴本质上是集公共性与市场性于一身的系统性政府工程，是国家相关部委、各级党委政府推动的重点工程。从金融机构的角度看，乡村振兴的商业战略价值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人口集中化带来新增客群、土地资产化激活沉睡资源以及农业产业化释放市场潜力。

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沈建光从供应链、产业链的角度指出，农村金融面临发展短板，既有农村金融机构体系滞后、产品创新和抵押担保不足等因素，又有制度保障不健全、基础设施不完善影响，根本原因在于缺乏金融服务供应链与农村产业供应链在“人 - 客户、货 - 产品、场 - 渠道”的联动，商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没有有效利用。随着供应链金融科技的发展，农村金融将迎来金融供应链与产业供应链“双链联动”的新阶段，也将成为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突破。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朱晶在本刊撰文回应了“粮食安全”问题，她认为乡村振兴首先是产业兴，粮食产业在乡村各个产业部门中占据极其特殊的基础和重要地位。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是国家安全的命脉根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必须坚持扛稳粮食安全这个重任。因此，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必须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摆在首位，牢牢守住国家粮食安全这一底线。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研究生院院长周铭山及合作者张栋浩认为，中国普惠金融发展还有如下重要课题需要探索：一，中国普惠金融发展道路与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何共性与差异，以及如何解释这些共性及差异；二，普惠金融的学术研究要特别注重厘清普惠金融与传统金融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与一般意义上普惠金融发展的共性及区别，普惠金融的实践要特别注重大型、中型和小型等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差异定位，如何做到“和而不同”并协调发展。

国投创益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维东对产业基金服务乡村振兴的理念与实践进行了深入论述和介绍，他指出，从乡村振兴战略的整体目标出发，深刻理解我国对乡村振兴的战略布局，参考海外推动欠发达地区和农业农村发展的经验，乡村振兴投资应当跳出“就农业论农业”的窠臼，从推动城乡和区域均衡发展进而实现国家全面现代化的视角进行谋划。

平安集团副总经理冀光恒以中国平安的金融“减贫闭环”模式为例指出，未来，面对“金融减贫的可持续性”这个世界性难题，金融机构须进一步加强金融创新，以“减贫闭环”模式经验，提高乡村地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普惠金融服务的广度、深度和密度，探索可持续减贫的乡村发展模式，形成层次丰富、覆盖广泛、竞争有序的“大金融”扶贫和乡村振兴格局，实现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局面。

万向信托总裁王永刚在本刊发文，全面介绍了信托支持乡村振兴的主要模式，并重点就中国首个针对慈善项目运营层面的创新架构——水基金信托进行了剖析。他指出，乡村问题所展现出来的“果”大多类似，但背后其“因”却各不相同，支持乡村振兴需要更多的耐心和更深入的挖掘，从因出发、实事求是，避免形式主义，才能从根本上推动乡村振兴。

在接受本刊专访时，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北大汇丰萨金特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所长托马斯·萨金特展现出了对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兴趣与关注。他认为中国对数字人民币的试验是一件“令人无比着迷且进展飞速的事情”，因为“它非常‘民主’”和‘平等’，让普通人也能接触到复杂的、直到目前只有富人和机构才能使用的‘分布式账本解决方案’”。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回应了时下热议的美国通胀问题，他认为当前欧美各国所遭遇的历史性高通胀却似乎表明传统货币主义理论依然是有效的，而 MMT 理论则存在着较大的缺陷。与此同时，与欧美国家收紧货币政策不同，中国需要继续加强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许多学者也认为 MMT 理论值得中国借鉴。这样，当前中美货币政策的分化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检验 MMT 理论的难得契机，并且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货币与通胀、债务与赤字等核心经济概念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美国布朗大学 Herbert H. Goldberger 经济学讲座教授奥德·盖勒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经济学者之一，也被认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潜在候选人。当被问及如何看待生育率下降的问题时，盖勒表示，生育率的下降是人类社会技术加速下的必然产物。如果片面追求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由规模而不是质量来决定这个国家真正的人力资本，那么即使很大的规模都不太可能有利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繁荣。此外，由于生育率下降是一种全球模式，不同国家人口相对规模不会受到显著影响（中国即使人口下降，别国也会下降，所以相对而言，中国依旧是人口大国的地位不变）。

美国康涅狄格大学进化生物学及数学教授、进化人类学家彼得·图尔钦是一位极具启发性的跨学科学者，其已在中国出版《超级社会》《历史动力学》两本图书。图尔钦以历史数据库为基础，让系统论主导的宏观社会学、文化进化（属于达尔文主义在基因 - 文化双重进化上的应用）、历史计量和结构人口性理论，融为一炉，创立了历史动力学——Cliodynamics。当被问及历史动力学的未来时，他表示这一理论可以用于洞察人类社会演变和运作，并进行合理的发展预测。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教授奥列格·伊茨霍基因为对国际汇率的研究贡献（尤其是研究经济制裁下汇率的变动）而获得 2022 年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又名“小诺奖”）。伊茨霍基在接受本刊专访时指出，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人民币很有可能继续在国际贸易结算中获得越来越大的份额，但人民币很难成为国际融资货币。不过，会在主权债务市场上变得越来越重要。

本期的精彩远不止于此

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撰文指出，中国硬科技创业正迎来百年难遇的黄金发展时期，重大技术的突破、不同科技领域的交叉，正在为科技创新带来越来越多的可能性。硬科技创业时代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在模式创新朝前演变的同时，底层创新的浓度正在升高，AI、自动化等平台技术已经成为“数字基建”，与其他科技进行交叉，推动硬科技创业进入到新一轮的创新增长范式。在此影响下，复合型的科学交叉人才成为中国硬科技自主创新、做强做大，乃至打造完善生态的关键制胜因素。

财新传媒副总裁、财新智库执行总裁、财新数据董事总经理、ESG30 人论坛秘书长高尔基深入探讨了特斯拉被标普500 ESG指数剔名事件，他指出，标普和特斯拉都没有错。只是这个时代变了，很多意想不到的矛盾会慢慢释放，历史在以更加吊诡的形式循环往复，驱策我们向前走。

专栏作家、旅行者叶克飞通过荷兰的运河文化，告诉了读者修运河背后的荷兰发展秘密。从建设运河到保卫运河，其实也是推动经济和保卫经济成果的过程。荷兰作为一个以商立国的国家，国民对权力没有畏惧，也没有依赖，从来就没有皇上或青天大老爷的概念。也正因为这样，荷兰人才能牢牢将命运抓在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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