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巧玲：这个行动的初始目的是通过限制石油价格来削减俄罗斯的石油出口收入，从而削弱它为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融资的能力。通过限制价格而不是禁止销售的方式，G7国家还单方面地希望借此避免引发全球石油供应的剧烈收缩，并帮助缓解全球的通货膨胀压力。

《北大金融评论》：价格上限具体是多少？

陈巧玲：目前我们还不清楚具体的上限设定的细节。我们已经知道的是，俄罗斯原油的价格目前大概在75美元/桶，比布伦特原油价格平均低20美元/桶左右。据此可以推断，G7设置的价格上限很可能会在一个小的区间，这个区间的下限应该是比俄罗斯原油的生产成本（包括运输税费）要高一些，否则的话，俄罗斯没有动力继续生产和出口外部某些国家所需的石油。这个区间的上限应该是低于当前俄罗斯原油的价格标杆的，否则，G7没有办法实现其价格上限的初衷。

《北大金融评论》：这种价格上限的设定，会影响今后俄罗斯的石油出口量吗？

陈巧玲：很难不产生影响。俄罗斯方面也已经官宣它将对决定设置价格上限和支持价格上限的国家断供石油，并禁止向这些国家提供石油出口时需要的海上运输服务和其他服务。那么，到目前为止，哪些国家会支持G7提出的价格上限行动呢？这包括G7成员国，也很可能会包括绝大部分其他的欧盟国家。此外，我们可以假设大部分OECD国家会支持这个行动方案。举例来说，我们已经看到，澳大利亚政府很早就表态会支持对俄罗斯石油设置价格上限。目前尚不清楚G7对那些不支持此行动方案的国家和地区会不会有其他的惩罚性举措。如果有其他惩罚性的举措，问题就会变得更复杂一些。

在俄乌战争之前，G7的海运石油进口总量中大约0.9 mb/d（百万桶/天）来自俄罗斯，占G7海运石油进口总量的9%；G7和欧盟每年的海运石油进口总量中大约2.4 mb/d来自俄罗斯，占G7和欧盟每年的海运石油总量的15%。俄罗斯每年通过海运输送到海外市场的石油总量里面，G7和欧盟市场占据了52%。假设价格上限行动开始生效，它可能最终会导致俄罗斯的原油出口在2023年下降1.2 mb/d左右。

《北大金融评论》：相较于发达经济体而言，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的工业和消费仍旧保持高速增长，近期内，每年依然需进口大量原油。俄罗斯可以把这些原本运往欧洲市场的原油改道卖至亚洲市场吗？

陈巧玲：理论上可以这样操作，实际上却面临新的障碍。俄罗斯从Baltic地区运送到欧洲的原油大约有2.4 mb/d。假设中国、印度和其他东亚国家有能力购买和消纳这些原本运往欧洲的原油，俄罗斯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把这些原油运往亚洲地区？改道销往东亚，意味着俄罗斯原油的海上运输距离显著拉长，平均往返程的运输时间（含装货和卸货）将从当前的28天上升至60天左右。这意味着俄罗斯需要在短期内迅速提高至少60%的油轮运输能力。

《北大金融评论》：俄罗斯有能力在短期内准备好充足的海上运输能力吗？

陈巧玲：有一些欧美的分析师相信俄罗斯有这个能力。我个人对此持比较悲观的意见。石油海运运输船只分为两类，一类是运输原油的船只，包括超大型油轮（VLCC）、苏伊士型油轮（Suezmax）、阿芙拉型油轮（Aframax）和巴拿马型油轮（Panamax）；另一类是运输成品油的船只，包括LR、MR和更小的Handy。俄罗斯海上运输原油主要使用的是中小型邮轮。俄罗斯本国控制的邮轮的产能远远不足以满足增量的海运需求。

从2022年12月份开始，欧盟对俄罗斯的原油进口禁令生效，所有欧盟（包括英国）的公司都将被禁止为俄罗斯石油出口提供海运服务和保险业务（除非这些石油贸易是符合限价令的）。这意味着全球最大的航运国（希腊，欧盟成员国）将退出俄罗斯邮轮服务，全球85%以上的油运公司都不能承接俄罗斯的石油运输业务。这也意味着全球90%以上的保险公司都将不能为俄罗斯石油出口提供服务。

《北大金融评论》：俄罗斯是否有其他办法绕过价格上限？这样，俄罗斯就可以进一步减少油价上限给本国石油出口带来的负面影响了。

陈巧玲：理论上，俄罗斯还有几种别的方法可以把更多的原油卖到亚洲的客户那里。例如：雇佣影子船队、船对船转运、绕道运输、以物易物、抵消支付等。但实际操作中，这些方法的执行成本很大。长期内，他们是否行得通，是否可以持续，都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北大金融评论》：那么，G7对俄罗斯原油出口执行油价限制令，很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未来市场的国际油价。是这样吗？

陈巧玲：今年油价波动较大，主要是因为供给侧和需求侧都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未来一年，对俄罗斯原油价格的限价令和历史性的低库存，都是利好国际油价预期的因素。但是，世界石油需求也同样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冲击，因此，显著的向上的价格调整和显著的向下的价格调整的可能性都存在。价格的具体走势还取决于占主导地位的因素的影响方向。

今天我们讨论的G7国家的俄油价格上限政策，它可能会从供给方面影响全球石油供应，进而形成对于石油价格的支撑力。在全球石油库存极低的情况下，世界石油供给每减少100万桶/天，则油价水平将上涨15美元/桶～25美元/桶。也就是说，在最简单的情景假设下，当其他一切条件都保持不变，假设只有G7对俄罗斯原油出口设置限价令这一个冲击，那么，这个冲击可能会导致全球油价中枢向上平移18美元/桶～30美元/桶。

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现实的世界不像模型分析这么简单明确。从世界石油的需求侧来说，我们同时还面临两个大的不确定性冲击。首先，全球经济增长在2023年会放缓，美国和欧盟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会抑制世界对于石油消费的需求。第二，中国的疫情防控政策对于世界石油价格的预测很重要。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在未来一年是否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什么时间段将发生这种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的老年人加强针接种率能如何提高？这些都会影响中国的石油消费，进而影响世界石油消费总量增减。

《北大金融评论》：假如G7对俄罗斯石油出口限价令进一步推高了2023年的国际油价水平，这对于俄罗斯将是一种利好？

陈巧玲：是的。在这种情景下，虽然俄罗斯出口石油的总量减少了一些，但是石油单价的上升意味着俄罗斯的石油出口总收入很可能不会下降。在这种情景下，G7的计划不仅落空，而且在国际社会给自己增添了一项恶名，即：是G7的制裁给世界人民带来更加高企的能源价格。

《北大金融评论》：G7国家执行油价上限政策，对中国的经济可能会产生哪些潜在影响？

陈巧玲：其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针对俄罗斯石油出口的限价令生效以后，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对于俄罗斯来说将进一步提高，这有利于增加我国在俄罗斯石油贸易领域的话语权，增加俄罗斯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从而部分缓解中国的高石油进口依存度带来的焦虑。但是，如果油价限制令大幅度推高国际市场油价，那么它意味着我国的原油进口成本进一步上升。石油在中国的能源结构中处于重要的地位，是不可或缺的交通燃料和化工原料。进口成本上升将推高下游产品价格，进而提高交通运输成本、化工品农药塑料等工业品的价格，最终会传导到消费品价格。如果2023年国际油价进一步走高，这将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下行压力，进而恶化中国所处的外部经济环境，弱化中国出口增长的动力。

《北大金融评论》：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都变得更加重视能源安全问题了。对能源安全的重视，会不会形成对全球低碳转型的一种新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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