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之后，美国也多次实施核讹诈，例如2002年布什总统根据错误的情报对伊拉克进行军事打击，有意思的是，他居然告诫萨达姆政权如果“敢对美军或其盟友使用生化武器”那么，“他将毫不犹豫地使用核导弹打击伊拉克”。所以，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中的“核武器叫嚣”并非冷战后的孤例，其实一直就没断绝过。

核武器，并不仅仅是一种杀伤力超级强大的武器，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战争政治和战争文化。战争政治的意思是，它是非常极端的地缘政治武器，代表着“你我一起毁灭”的底线威胁，同时它也是唯一能对公众产生巨大心理震动的“末日文化”。总之，它带来的人类震惊要比航母、太空武器不知强大多少倍，是最大的恐怖文化。

接受《北大金融评论》专访的休·古斯特森（Hugh Gusterson）是世界著名核战争、核文化专家。古斯特森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1992年起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任教14年，后转至乔治梅森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两年前他搬到加拿大，在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担任人类学教授。

他和他的妻子艾莉森·麦克法兰（Allison Macfarlane）都是著名的核问题专家。2012年，麦克法兰被美国总统奥巴马任命为美国核管理委员会(NRC) 主席。NRC是美国最重要的核安全监督和管理机构，不仅评估核战略，而且还对核反应堆的安全生产、核废料的长期安置负责。休·古斯特森对艾莉森·麦克法兰的工作影响很大。

他们夫妇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对美国核废料存储的研究。因为美国一直坚持要对所有的核废料进行统一管理，将所有废料运到一个固定的地质处置库。当然这个处置库的地理条件必须绝对安全。从1978年起，美国能源部就锁定了尤卡山（Yucca Mountain）作为最理想的地点。美国能源部花了很多钱反反复复研究它的地质：地层大量的凝灰岩会为核废料产生的极低概率辐射提供天然屏障，而且它还临近莫哈韦沙漠和大盆地沙漠，即使核泄漏，也对人类的定居点影响很小。

古斯特森夫妇认为这些研究不对。因为对地质安全性的考察永远都是“不足”的，日本福岛核电站曾经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核电站之一，但是它遭遇到了历史上最大的地震，导致可怕的核泄漏事件。人们总会根据过往的“小历史数据”计算天灾对地质的影响，从而形成实质上的低估。试着想一想，将美国70座核电站已经生产出的7万吨核废料，再加上每年又有2千吨的新增量，统一放在尤卡山这个貌似考察了数十年极为保险的地方，一旦出现了世纪性地震和超预期的火山爆发，将是一场无法挽回的灾难。既然如此，还不如就将核废料埋在对应的核电站附近的深层底下，用钢和混凝土铸造的“干桶”进行储存。核电站和核废料在一个地质位置，废料量对应分散。尽管这一方案不完美，但整体上会达到最合适的安全均衡。

他们的努力让尤卡山计划停止了。休·古斯特森撰写了两本核文化的书，一本是《核仪式：冷战末期的武器实验室》（Nuclear Rites: A Weapons Laboratory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另外一本是《制弹人：美国核设施的肖像》（People of the Bomb: Portraits of America's Nuclear Complex）。这两本书非常有名，都是他本人直接进入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美国最著名的核弹头武器开发部门，进行实地调查，通过一手采访来了解美国的核战略的大众心态、了解实验室里美国核科学家的心态，了解美国核文化的本质。他曾经感叹说：“我根本没想到研究美国核武器的科学家里面有那么多基督徒，有那么多父亲，有那么多素食主义者……但是他们从事的却是毁灭。”
 

核战略的演变

休·古斯特森在专访中的核心词是：核战略。

众所周知，人类真正发生过核攻击就是美国对日本投下的两枚原子弹，一枚叫“小胖子”，一枚叫“小男孩”。它们对日本无条件投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美国人掌握的新武器可以直接毁灭日本”。需要注意的是，武器的可怕是一回事，对原子弹的投送是一个关键条件：美国人用军机在广岛和长崎的上空投下了原子弹。

当苏联目睹美国的原子弹之后，斯大林是胆怯的，他不惜一切代价要求开发出原子弹，缩短美国对苏联的威慑期。4年之后也就是1949年8月29日，苏联在哈萨克斯坦的塞米巴拉金斯克成功研制了第一颗原子弹器，打破了美国人的核垄断。但是，美国驻军在柏林，他们可以通过军机投送和当时的导弹射程来威胁苏联。也就是说，苏联人虽然造出原子弹，但却没有能力将它“扔到”美国人的国土。这就是“投送能力差异而形成的核优势”。

于是苏联的核战略就是要快速“追赶”到和美国人平起平坐的地步。苏联人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赫鲁晓夫让苏联科学家萨哈罗夫和其团队在1961年研制出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核武器——沙皇炸弹。即使到现在，沙皇炸弹也是最强大的核武器，它的恐怖力到达何种级别？大约是投到广岛长崎的两枚原子弹炸药当量的1570倍，是二战中所有炸药量总和的10倍。沙皇炸弹意味着即使美国人在投放核武器上有优势，沙皇炸弹也可以通过毁灭美国的欧洲盟友来打击美国，更重要的是，沙皇炸弹开启了“人类浩劫模式”。即使没有投放到对手国家，也可以毁灭对手。像沙皇炸弹这样威力巨大的原子弹，投放足够多，就会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放射性尘埃遮蔽太阳，地球迅速下降至少10°C-20°C，气候的变化立即会造成文明的崩溃，这就是“核冬天”理论。

另外一件事则更为可怕，不是理论上而是真的差点毁灭了全人类。1962年苏联人开始在古巴部署核导弹，古巴在美国的家门口。苏联人意图是让古巴作为核武器投送基地，从而形成对美国人核武器投送优势的反超。肯尼迪总统几乎以“不惜核大战”的姿态与苏联摊牌，肯尼迪本人都觉得有30%-50%的概率会打核战争。当时的人们都处于世界末日氛围之中。最后，苏联退却了，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作为交换，美国人放弃了在意大利和土耳其部署导弹的计划。

毫无疑问，核战略的基本追求就是核平衡。而平衡的条件只有一个：MAD（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即确保“相互毁灭”。这是一个“疯狂”的缩写，但是它又是高度理性的。它意味着，如果有国家先发制人核攻击，那么后发者在毁灭之前，能将先攻击者也毁灭掉。这样就会导致先发者根本不敢先动手。双方达成了纳什均衡式的核平衡。
 

随着远程导弹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出现了超过万公里的洲际导弹。如何让后发者做到“被打击后也具有反击造成的毁灭力”？这是核战略的再次演变。演变的前提是，先发者无法将后发者所有的核设施和核武器都毁灭掉，用术语说就是“斩首行动不成立”。那么，自然推导出核武器一定要有非常灵活的多平台发射能力。先发者无法用出其不意的核攻击来摧毁后发者所有核能力。这种多平台的机动能力，就构成了“三核会”：陆基核导弹(ICBM)、核导弹发射潜艇(SLBM) 和战略飞机的核弹头发射。它们处于高度分散之中，无法同时被摧毁，于是它们就拥有了反击的能力，从而确保“MAD”（相互毁灭）平衡。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1980年代美国人开始用新的角度思考“三核会”下的“MAD平衡”。美国总统里根称之为“星球大战计划”，即用导弹击落带有核弹头的导弹。里根说，“传统MAD已经过时”，弹道导弹防御才是正道。美国人不仅可以首先发动核攻击，而且可以将后发者的报复核导弹“完全击落”。守得无比完美，进攻就是斩首。

尽管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被认为是一种“拖苏联下水、耗尽苏联财力”的诡计，但是，“星球大战”的思想却改变了核战略演变的方向。美国坚定地发展“反导弹技术”，体系化地建立了海基、天基、激光和高空导弹系统，而且还出口给它的盟友，极大地恶化了全世界的核平衡。受此牵引，一些对美国不满的核大国开始发展超音速洲际导弹，开发更快、更不容易觉察导弹轨迹的导弹，试图让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失效。正所谓“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随着印度、巴基斯坦、朝鲜、伊朗和以色列逐渐获取核武器技术，美国人兜售“MAD”平衡将被非理性国家打破的言论。美国人说，就像希特勒在临死之前是愿意按下核按钮的，所以针对这些非理性领导人，一定要用弹道防御系统来提防。所以，盟友们应当部署弹道防御系统。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被盟友购买之后，恶化了区域的核平衡。原因很简单，假设韩国引进地区导弹防御系统，意味着它不会担心朝鲜的攻击，从而可以随意攻击朝鲜。这反而让朝鲜更加焦虑不安，朝鲜会加大攻击意愿。

另外，“代理人”战争的出现，也让核平衡形成另外一些危险的演化：从战略核武器（例如沙皇炸弹）走向了战术核武器（例如脏弹 Dirty Bomb）。所谓代理人战争，就是大国支持小国打仗，小国是大国的利益代理。

战术核武器就是原本传统普通武器带上核武器的属性，比如中子弹就是一种战术核武器，它对击中物释放巨大的辐射量，但是周边形成的辐射较小。简单说，就是聚焦攻击敌方的坦克，而不“污染”敌方的土地（如果故意“污染”环境大量杀伤居民的，就叫“盐弹”）。再比如特种原子爆破弹药，是由军用卡车携带的小核弹头，破坏桥梁、水坝、隧道，但并不像战略核武器那样波及广大，它也需要钚燃料，带钚就显得“脏”。这一次俄罗斯乌克兰战争担心“使用核武器”，几乎世界上所有军事战略家都认为指的是战术核武器/脏弹，绝不可能是战术核武器。不过，战术核武器会不会产生“累积效应”？当俄罗斯开始对乌克兰使用核弹头，是否会引发更强烈的武器资助，甚至援助相同强度的战术核武器？当这种非理性计算一步步升级，最终让战术核武器有更高的概率被使用。

正是带着这些疑惑和担忧，我们展开了对休·古斯特森的专访。

与古斯特森的对话

《北大金融评论》：休·古斯特森教授，自从俄乌战争发生，战况并不顺利，随后有人说要对乌克兰局部地区采取核战争，这一举动几乎吓坏了世界。这是人类在柏林墙解体之后遭遇到最大的、也最现实的核威胁，您怎么看待未来的发展？是否意味着全球松散的“核承诺”其实已经没什么效力？那么如何重建有力的“全球核协议”？

休·古斯特森：我不认为今天的情形是柏林墙倒塌以来最严重的核威胁。1995 年1月25日，我们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当时俄罗斯预警系统将一枚挪威研究火箭（挪威黑布兰特XII研究火箭）误认为是一次核攻击，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已经准备启动对美国进行核攻击。

核武器的意外启动——尤其是在危机压力下做出错误决策而不是有意进行核攻击，仍然是我们这个世界最大的核威胁。

现在，弗拉基米尔·普京威胁使用（战术）核武器确实破坏了“核禁忌”。人们普遍认为，这些武器具有破坏性，无法像其他武器一样使用。只有当一个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时，它才可以被迫使用。

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谴责普京的威胁，这意味着“核禁忌”是被这么多的抗议所加强的。美国已表示，核武器是非常具有破坏性的，以致于美国已经不太会随便使用核武器。抗议强化了观念上的统一：核武器是如此可怕以致于不能使用——即使是为了回应威胁。

古巴导弹危机后，超级大国领导人被所发生的事情所震撼，他们仅用了12天谈判就达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核军备控制条约（《有限禁止核试验条约》）。如果俄乌战争演变成核战争的担忧，能引起类似的结果，那将是一件好事。

《北大金融评论》：全球因为气候变暖，为了降低碳排放，核能可能是全球各国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选项。各国可能不得不建设更多的小型核反应堆，而战争风险将让这些小型核反应堆变成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战争会导致这么多小型核反应堆产生更多的核泄漏——就像乌克兰的皮夫登努克兰斯克核电站（Pivdennoukrainsk Nuclear Plant）所遭遇的风险一样。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休·古斯特森：我宁愿导弹摧毁太阳能农场也不愿导弹去攻击核反应堆。核反应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获得许可和建造，它们太慢了，不太可能快速阻止气候变化。

《北大金融评论》：您的著作《核仪式》 是一本非常有启发性的著作，因为您通过对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实地考察，让我们看到了核武器实验室的科学家们究竟是怎么想的，持有怎样的文化观念，中产阶级对核武器威胁下的焦虑是怎么影响这些科学家的。不过，对于一些新兴核武器大国来说，很多科学家秉持的是“以战止战、以武止戈”的观念，即核武器越强大，越不会有核战争。您怎么看这种观念？

休·古斯特森：如果有人告诉我们，我们拥有无失事可能性的飞机，无事故的采矿，无导致病人死亡的错误手术，我们肯定不会相信他们的话。

意外一定会发生。人们偷工减料是因为他们懒惰，或者是为了省钱。人们无法预见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故。为什么我们会相信人类可以无限期地拥有核武器，但却不会发生核武器杀人？我们认为人类是如此完美吗？最终一定会发生核武器事故或者出现极度疯狂领导者。

《北大金融评论》：世界各国的相互认知是错位的。美国人在柏林墙倒塌后一直打战，就像您曾说过，“战争被认为是一个功能失调的世界强加给美国的不快乐的义务，美国有责任来拯救它，尽管是通过武力。”美国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视为“非人道战争”。但显然，很多国家并不这样看，他们会觉得美国对世界某个对手拥有随意打击的权力。比如俄罗斯就很害怕北约对其领土的逼近。您怎么看待这种“认知错位”，美国能否让世界尤其是核武器大国拥有一种安全默契？

休·古斯特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