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可是，又有另一句古老的谚语：“太阳底下无新事物。”到底谁更对呢？更新也就更好，这显然是一种优绩主义（Meritocracy）的视角。“更快、更高、更强”，1895年诞生的奥运会口号是励志的，但是，100年来它也唤起了很多人的焦虑，特别是残酷的竞争意味着只能极少数人“常为新”。

在建筑圈子里，作为一名出身于“常为新”的大学的建筑师，我很早就注意到北大的物理容器，注意到它古色古香的校园和它的口号间的差异，甚至，我专门写作了《从废园到燕园》一书（三联书店，2009）去钩沉这个校园的历史。虽然说，燕京大学最早的中式校园，只是美国建筑师对于中国古典不算成功的模仿，它却极大地影响了这个校园日后的风格走向，一批类似的仿古建筑纷纷涌现——不管是生物实验楼，还是哲学系，不管这中式是写意，还是复刻。如今这并无太新的空间意匠，只有向未及明确定义的“传统”点头。

富丽堂皇的现代中式校园建筑，走到两部分的过渡段，我在突然降低的天花板侧面撞了头，令我始料不及。再往前走，主楼侧翼的长廊昏暗如地下室，某些老师在自己门上挂起了个性化的布帘，他们面对的是许多筒子楼厕所的情境：完全没了遮蔽会有失体面，但是一旦关上门，又把自己锁在了这深不见底的空间的幽狱中。

我不是在国内接受的建筑教育，那时北大也没建筑系。我只是出于对于类似老燕园美好环境的向往，怀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造境”的憧憬，在国外半途出家，走上了这条不知深浅的职业之路。著名的建筑批评家罗宾·埃文斯说过：建筑师并不设计建筑，他们只是制造图纸——后者可能等效于建筑，也可能与真实世界的感受大相径庭。问题不在图纸，只是我们轻信，建筑设计决策过程用于讨论的那些图纸，就是建筑本身——除了“图纸建筑”，现在还有众人抢刷的“微信建筑”——也许，设计决策人根本就不是建筑的使用者，他们只认图纸或微信，而建筑实际的使用者，又不大能够理解建筑师的那套逻辑，其实，他们，或者我们，也不大关心身边的空间，自从有了智能手机，就无可救药地沉浸在“微信建筑”的语境中。

建筑显然又是重要的。高屋建瓴、上层建筑、顶层设计、奠基、打下基础……这些都是汉语用来形容文明和社会结构的词汇。我们向纪念碑和摩天大楼鞠躬致意，那些是“非常建筑”，但是我们却不大面对“日常建筑”。来到南中国的深圳不久，我就看到一个数据，深圳市的出国旅游支出比例全国第一。反观深圳的城市日常，却显然不是观光的对象。也许，生活和理想，一个只是消费指标，另一个意味着“与我无关”。在深圳特区初建的时刻，“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意味着空间与这座年轻的城市无关——虽然，空间本身也是这种时间观的产物，但是空间的“质量”，显然被“效率”，这个更重要的关键词，有意无意地被边缘化了。谁说不是呢？在深圳，房子首先是可以炒的房价，其次才是可以住的房子。
 

我于2017年由北京来到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工作，基于此前的可比经验，我很快就发现，在这座崭新的城市，以上有关“日常”的讨论更难深入。毕竟，这里房子大多都是新房子，而且在很长时间内，这种放眼都是新房子的局面还会继续下去。这就好像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你若是不知趣地指出，他的饮食习惯将来会增加患慢性病的可能，或者说他不该大把挥霍自己的青春，多半只会惹来白眼，或是招致长时间的沉默以对。尤其，空间是不可移动的稀缺资源，人们如今还只纠结于“有无”，别的更高要求，似乎还没进入平常人的视野。

在深圳，我很快就会意识到，“创新”是相对的。“更快、更高、更强”不在于“快”“高”“强”，而在于“更”，是相对于自己，以及以有限的资源一般能够做到的东西的创新。在这个意义上的日常，并不是刻意低调或者高调，也不是某些装修师傅爱挂在嘴上的“日系”“禅意”“北欧风格”。人性其实总是时晴时雨，厌倦了城市的人会向往偶尔的“低物质”，与此同时，枯燥的套路生活又需要有什么东西来“点亮”。你在什么样的日常语境之中就需要什么样的创新，它与成本和技术含量并不正相关。教师的办公室不仅需要面积，可能还需要一部健身机器和实用的书架，学生的学习环境不能千篇一律的死板，就算装上了各种昂贵的屏幕，也改变不了最后一排厌学的情绪。

日常生活的“创新”最终还是关于“可能性”的，它意味着思维方式的自我突破。过去的日常，哪怕是那些已沉淀为“传统文化”的部分，当代生活也并不一定就可以照搬。今日的日常之中可以逆料明日的日常，这才是一种先见之明。谁说文科教师就不需要一个有着钣金设备和3D打印机的车间？即使没有这些装置，有益于激发创造力的教-学空间，有时候没法是静悄悄的办公室，也得容纳噪声、粉尘，至少，安顿一桌热气腾腾的讨论——所以，对于日常空间的改造也意味着需要站在日常之外，从（既有）功能之外出发。“祛魅”的同时，往往也是沉入另一个梦境之中，“着迷”。

说来容易做时难。不久我就面对着在北大同样的尴尬。由于现行的全国一盘棋的建设体制，“供”“需”双方的脱节，所有的建筑“设计”其实在我参加校园建设的一开始就已经与我无关。改动任何细节都会意味着巨大的沟通成本，以及实际的金钱成本——这种较真本身很不“日常”，但是，在南中国这种日常的语境之中，却有了施展的可能。因为没有人在乎“新”所引起的心理震荡，所以此“新”和彼“新”之间有了暗度陈仓的可能。在享受生活的人看来只是式样的不同，对我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创新。

在亲身参与整个校园营造的过程中，我真正理解了北大校园中那些忽高忽矮的天花板的来源。因为决策是一拨人，设计是一拨人，讨论设计是一拨人，建造和安装是一拨人，不用说，需要穿过所有这一切的后果的我们，又是另一拨人了。其中，即使是负责建筑设计建造的和建筑设备安装的，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思路，一则希望带来美好的空间，一则但愿不出功能的纰漏。于是，一排粗大的管线，就被安到了本来并不算高的走廊屋顶下方，加上吊顶，适合人仰望的高度就不大可能有了——更不用说，碰头也在情理之中。

室内的天花板不仅是碰头的问题，还有太多和一个人每天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既有基本需求，也有想象不到的突破。比如，你想过那上面的灯过于刺眼的问题吗？你试过一个看不见灯却有柔和光线的室内吗？你了解过每天从那里徐徐吐出的现代建筑的“气息”的成分吗？你能回答，假如天花板变成黑板或者投影屏幕，每个人都躺着上课会是什么体验吗？

在一家著名高科技企业的讲座现场，我问过听众这样的问题。因为我发现那个明亮时髦课室的室内，墙上贴的都是讲究的花墙纸，上档次是上档次了，居然忘了还得有几面墙，方便装置老师和学生互相交流的黑板、白板这样的东西，就算是高科技的投影仪，也只能有可怜的面积和角度用于展示。

仰望星空，但是也请仰望一下你的天花板。

本文完整版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6期
获取更多精彩独家内容，欢迎征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