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IT和互联网投资热潮传作为PE/VC行业老将，罗飞是中国资产市场最早的参与者之一。在他看来，从20世纪末至今，中国股权投资发展可以被大致分成三个阶段。

当时，投资行业在金融圈蹒跚起步，“私募”在国内还不是一个流行词，深创投、深港产学研创投（松禾创投前身）等一批本土科技投资机构诞生。同期，美国创投资本正在经历互联网泡沫破灭的至暗时刻，一些有先见之明的资本推手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如软银、IDG、高盛投资等开始了小规模的试探性投资。

1998年，罗飞和北大师兄厉伟一同创立松禾创投，最初用自有资金做投资尝试，到21世纪初，大约投资了20多个项目。自2005年起，股权分置改革开始实施，直接提振了投资者对中国股市的信心，上证指数从2005年的最低点998点持续上涨到2007年的6124点。

“当时运气比较好，赶上了股权分置改革，2006年，我们投资的第一个项目‘同洲电子’成功上市了。”罗飞说，同洲电子、A8音乐、三诺电子、融创股份等项目的成功，帮助了松禾团队在早期投资界站稳了脚跟。

从利用自有资金投资到变身机构投资者，罗飞用了9年的时间，2007年，松禾资本正式成立。

2008年3月，中国证监会制定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市场敏锐地感应到创业板箭在弦上，呼之欲出。

自2008至2017年，中国股权投资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在“全民PE”热潮下，募资、投资案例数量均创新高，公募基金经理转投私募风起云涌。当时，一、二级市场中存在高价差，很多投资机构进行套利投资，选择被投企业的标准是能否上市。

罗飞回忆，“那段时间我们投资的领域和区域比较广泛，但有些项目也出了问题。2012年前后，我们经过反思后开始调整战略，深入投资科技创新产业，在项目筛选时更看重企业在标的产业中的位置和价值链内的竞争力。”

2017年是股权投资行业大发展的一年，基金资产管理规模大幅增加，但进入2018年后，股权投资行业经历了资本寒冬，募集基金数量和金额同比出现断崖式下降。毋庸置疑的是，2019年科创板的推出和2020年注册制的实行重振了市场信心，在罗飞看来，这是中国股权投资领域新的里程碑。“注册制在整个资本市场中充当‘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随着注册制的推进，整个资本生态会逐步完善。”

罗飞认为，股权投资行业正处于一个大的发展拐点，注册制下，未来5年新上市公司数量可能会超过前面30年积累的4000家，一、二级市场的平均价差会随之缩小，市场定价会愈发趋于合理，正所谓“池子大了，池子的水更通畅”。他指出，短期和长期资金会围绕资本市场大的资金池，去做理性、专业化、分层的配置，机构的差异性会体现出来，市场也更有包容性，“这会是一个成熟的市场，也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资本生态。”

罗飞预测，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私募机构在发掘、扶持优质企业的同时，加强与二级市场的积极联动，打通一、二级市场，并直接发起投资项目。他指出，一级市场是“隐性”的，私募的核心价值是帮助新兴产生找到团队，而二级市场是“显性”的，私募机构参与二级市场的本质是围绕一家企业或一个行业联动，更广泛、全面地参与公司的运营与行业的助推。

“未来，上市可能只是私募帮助企业的另一个新的开始，而并非仅仅作为传统的退出机制。”罗飞说。
 

2020年8月，融资中国发布了“2019-2020年度中国产业投资榜”，罗飞入选“中国医疗健康产业十佳投资人物”，松禾资本也收获了“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十佳投资机构”“中国人工智能及大数据行业十佳投资机构”“中国先进制造产业最佳投资机构TOP10”。

时针回拨到30年前，罗飞可能不会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一家私募创投机构联合创始人。1988年，罗飞从北京大学世界经济系毕业，当时的他正面临着人生中的一次重要选择。

当时，保研成功的他本应继续享受在燕园的读书时光，但一家深圳外贸公司的招聘信息让他有些动摇。公司来北大招聘的时候，几个去过深圳实习的同学选择了这份工作。罗飞是江西人，此前从未去过深圳，但心里一直有个声音在提醒着他，要去业界打拼，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在和导师商量之后，他决定先保留两年研究生学籍，本科毕业后便义无反顾地只身前往深圳。

在深圳做进出口业务让罗飞积累了一些人脉，1990年，他和香港的伙伴一同创办了一家生产汽车遮阳板的工厂，两年后，工厂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具有300人规模的企业。

1990-1991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并开业，拉开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大潮，证券市场正式脱离了银行体系，开始独立发展。罗飞注意到，一些同学嗅到了资本市场的新机遇，纷纷进入上市公司，身边也有朋友劝他一同加入。此时，罗飞再一次直面选择，或者继续经营发展不错的外贸工厂，或者放弃现在的事业，加入资本市场的发展大潮。考虑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1992年，罗飞卖掉了工厂的全部股份，1993年初，他跟随北大师兄前往海南，在海南一家上市公司证券部开始从事投资银行工作，协助最早一批股份制企业上市。不久后，在厉伟的邀请下，罗飞加入了上市公司中国宝安集团，出任安信财务公司副总经理。安信虽是财务公司，却有推荐企业上市资质。例如，在龙舟股份的项目中，罗飞扮演了双重角色，既作为财务顾问，负责宝安集团对龙舟股份的资本运作,又作为管理者，负责龙舟股份深圳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在宝安集团的工作经历，为罗飞日后的股权投资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997年，他和厉伟一同离开了宝安集团，携手开始了风险投资的创业生涯。

作为主投初创期和发展期的一级市场投资机构，罗飞带领的松禾资本的使命是在科技创新领域发掘出能成为龙头的企业，并在长期的合作中，与龙头企业共同打造新的行业生态。因而，松禾资本通常都会与被投机构建立深入和长久的伙伴关系，并在合作中一起成长、互相成就。2020年初，新冠疫情肆虐，松禾资本与华大基因、万科集团共同发起的深圳市猛犸公益基金会，紧急征集20家PCR医学实验室，以提供资金和专业支持，使其快速提升新冠病毒检测能力，以应对不断增加的检测需求。其实，松禾资本和华大基因的合作可以追溯到12年前。

2008年，松禾资本作为天使投资人，将第一笔钱投给华大基因用于动物克隆技术的产业化，此后又合作了数个项目。当时，松禾资本成立没多久，名不见经传；而华大基因在深圳初来乍到，正在争议中前行。但罗飞注意到，华大基因不仅有临床应用，还通过收购海外公司，拥有核心技术与IP。比如，2013年，在收购美国顶尖人类全基因组测序服务商CG后，华大基因成为世界上仅有的三家可以量产临床测序仪的公司，同时也具备了从测试仪、检测试剂到临床应用的全产业链。“虽然当时它没有收入，但由于掌握了产业链，便有能力掌握整个市场，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基因测序技术服务商。”

在长达十余年的深度合作中，围绕着基因产业，松禾资本旗下的医疗健康基金布局了大量精准医疗的项目。2017年，在华大基因的支持下，松禾资本成立了首只专业医疗健康投资基金，罗飞亲自担纲，专门围绕精准医疗进行投资。另外，华大基因为打通上下游，布局了从事高端测序仪业务的华大智造和从事感染防控业务的华大因源，松禾资本亦是第一时间参与其中。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曾给予松禾资本高度评价：“真正做到了对我们宠辱不惊、起伏不离，难能可贵。”

合作十余年之后，松禾资本已经成为了全国知名的风险投资机构，华大基因也从最初的研究院发展成了利润超十亿元的跨国集团。在罗飞看来，对于一家投资机构，积累下来的产业资源是最宝贵的财富和核心竞争力，松禾资本也越来越多地选择与上市公司或领军企业一起做“企业+VC”基金，不仅是为投资标的的增长持续地提供资源，更是为新兴行业在中国本土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在生物医药领域，罗飞对未来中国本土企业在生物药和细胞药方面的创新和突破充满信心，“发达国家在化学药的研发方面已经做得较为完善了，而生物药和细胞药仍在探索的道路上。20年前出国留学的化学家和生物学家已经陆续回国了，他们不仅回到了产业里，也回到了科研机构中，系统化研究再加上中国临床对创新药物的包容性，使得中国生物医药领域未来将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从投资初期直到现在，罗飞保持着一以贯之的投资理念是——看重底层技术创新。具体而言，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材料是松禾资本的三大投资赛道。

在罗飞看来，当前市场环境下，底层技术创新的红利才刚刚拉开帷幕，并将在未来的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例如，近年来，消费行业被越来越多的投资者看作是“极具投资价值的一大领域”，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支撑着消费股业绩持续上涨。在很多私募机构开始布局消费行业之时，罗飞表示松禾资本目前并无此打算。

在他看来，一家私募很难覆盖所有行业和领域，需要做取舍，这不仅是一种情怀，更是一种投资逻辑。“这是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不同的地方。在二级市场中，当你发现有投资失误或者新的偏好，可以立即转向另外一个行业，这就是市场交易；但在一级市场里，如果你有某方面的偏好，需要在长期去做这方面的积累并进行布局，对于私募来说，转移成本很高。”

“我们一直在做的是投资新兴产业”，罗飞坦言，回到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材料等赛道，其实不同行业的投资标准基本上是统一的，他最为看重的是：是否有多年积累的知识产权、是否形成一个专注的平台型技术、是否有一个专业化的团队。

罗飞着重强调了平台性创新技术，即有渗透率和应用场景的技术。“仅仅有技术，没有行业渗透率是远远不够的，一个行业之所以新兴，正在于其增长和渗透的速度。”而知识产权的积累则是实现平台性创新技术的前提。

罗飞曾分享过投资光峰科技的案例。光峰科技是一家将ALPD激光显示技术产业化的公司，松禾资本2009年参与天使轮投资，在陪伴其经历十年创业后，光峰科技于2019年成功登陆科创板。“光峰有了一个突破性的发明——底层激光技术专利，但创始团队仍不满足，继续研发做产品，形成新的商业模式，逐渐完成从上游到下游行业应用全部布局。”

这也恰恰印证了罗飞一直坚持的观点，“投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不仅看重成果，更看重转化团队。”

在选择了创业团队之后，投后管理便显得愈发重要。新冠肺炎疫情给罗飞和团队带来了新的挑战，此前，他们投资了几个由海外科学家引领的创业团队，其中有些在中美两国运营，“疫情暴发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无法回国，他们不了解也跟不上国内资本市场一年来发的变化。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与公司的管理层和股东一同商量，如何最大化公司利益。”

在罗飞眼里，私募机构存在的意义便是为初创公司服务，为产业服务，为生态服务。“有两种形式的支持，一种是‘因为看到而相信’，另一种是‘因为相信而看到’，我们便是后者。最开始我们看不到一个行业的快速发展，但我们有信心，通过组建团队给予该行业持续不断的支持，最终创造出一个新的行业生态。”

从为产业赋能，到发掘产业价值，再到创造一个新兴产业，都是“因为相信而看见”。这是罗飞的信念，是私募行业的价值，也是金融界创造奇迹的开始。


本文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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