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米伽·温伯格:弗洛伊德事件不是城市衰败的标志
《北大金融评论》:您如何看待旧金山湾区城市之间的分工与合作?您对粤港澳大湾区中香港、深圳和广州三个城市之间的分工与合作有怎样的看法和建议?从旧金山湾区的发展中,中国可以借鉴哪些经验?

米迦·温伯格:旧金山湾区的开发是非常“计划外”的,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湾区内的行业都在有限的空间内发展。如果说有任何经验或者教训的话,那就是不要尝试强迫特定的分工,而是要让它自然而然地出现。从旧金山湾区的发展中我们还看到,人们自我组织的能力越强,且能够利用的资源越丰富(如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大学等科研机构和国家实验室所提供的资源),他们获得的成功也就越多。但这并不是一个适用于每个国家的方式,最终每个国家都需要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但也许可以借鉴旧金山湾区的发展经验。

《北大金融评论》:我们认为会出现一种情况,伴随着城市扩大,人口增加,但却没有经济增长,反而更多的人住在贫民窟中。现在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了60%以上,核心城市的房价很高,我们也担心未来会出现这种“无增长的城市化”。目前中国想用城市群的方式,通过例如高铁来连接超大城市和中等城市,您觉得这个办法是否有效?或者您有什么建议?

米迦·温伯格:中国的高铁非常棒,我很享受乘坐高铁。高铁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因为它允许更广泛的空间为城市中心服务,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环境。相比之下,旧金山湾区就是由于缺乏高铁而发展受阻,因而在没有增长的城市化下面临更多挑战。也就是说,最好以尊重社区的方式推动城市发展,比如通过发达的交通网络来促进增长,在这方面,目前中国处于一个很好的状况之中。

综上所述,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成功的技术经济是人与人之间思想自由交流的结果,因此中国可以采取的最重要步骤是,确保人们能够自由地分享思想成果,并塑造一个鼓励企业家精神的社会和经济体。

《北大金融评论》:您怎么评价美国的城市群现状?比如,很多美国人都认为以旧金山、洛杉矶为代表的多中心卫星城是后城市化的典型,人们白天上班,晚上都回附近的郊区卫星城。您认为这种城市群变化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种必然吗?您对我们中国的城市群发展有什么忠告?

米迦·温伯格:美国正在以两种方式经历一次有趣的(也许是暂时的)城市集聚逆转。尤其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当前存在着人员外流现象,主要是从旧金山流向加利福尼亚州其他地方或者其他州,很多人会搬去医疗和科技较为发达的地方,如奥斯丁。但是目前我们尚不清楚这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暂时情况,还是由于社会普遍放宽了对人们工作地点的限制,大家会考虑在更广泛的空间范围内工作。但是,对于居家办公我是存疑的,因为在工作的时候,通过线下接触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亲密联系很重要,这对于企业融资或者个人寻找新工作等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但这种情况可能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北大金融评论》:现在,对于全世界的城市来说,数字化是一个重要的技术机会,比如中国的深圳和杭州,此前籍籍无名,但却利用了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成为中国的标志。您认为数字化会重塑美国哪些城市?数字化是否真的真实提高城市的生产力?

米迦·温伯格: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美国只有少数几个城市成为了科技中心,也许未来数字化趋势会改变这一现象,但我不知道是否存在一种“反集聚”的长期趋势。未来,最初发展较快的几个大城市能否继续拥有充满活力的经济市场,更多地取决于它们持续增长的程度,以及设置的法规和税收在多大程度上吸引人们前去居住。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些国际城市受益于旧金山等大城市的没落,而非美国本土其他城市。

《北大金融评论》:在您看来,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事件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城市的衰败?城市人口密度下降、私营部门复兴无望、公共部门有很大的滞后效应……那么,无论对于美国、中国还是其他国家,某些城市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您觉得有什么办法来缓解或者应对这些城市的衰退?

米迦·温伯格:我不认为乔治·弗洛伊德事件是城市衰败的标志。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任何事情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由于疫情而导致的当前经济衰退会加剧社会犯罪和动荡。但是,相比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现在,我们的城市在大多数情况下变得更加安全,运转得也更好,一些种族平等抗议活动也有助于确保所有族裔群体在社会中都能蓬勃发展,从而进一步加强城市活力。这种包容性是公正和成功的城市和社会的标志。

学者名片——米迦·温伯格(Micah Weinberg)
米迦·温伯格(Micah Weinberg)现任California Forward首席执行官和总裁。其工作重点是增强加州以及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社区活力、韧性和包容性,关注经济增长、健康、幸福度、住房、终身教育、环境等各方面情况。此前,米迦·温伯格担任国际一流智库——美国旧金山湾区委员会经济研究院院长,专注于研究硅谷和旧金山地区的经济和政策问题,其文章发表于《纽约时报》和《政策研究期刊》等主流媒体。


本文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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