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梦汐:如何实现共同可持续发展?
全球化将政府、企业、公民和国际组织等各方愈加紧密地连接成为一个共同体,利益相关的各方在“唯GDP论”的驱动下踏着历史的车轮飞速向前行进,在实现更高收益的同时,错综复杂的生产关系也使得长期发展矛盾愈加突出,比如收入与财富不平等、气候变化危机、社会与政治分裂、公共卫生问题等。歌德曾说过:生命里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有个远大的目标,并借助才能与坚毅来完成它。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于1971年创建了世界经济论坛,旨在推动全球公私合作的新征程,并在《利益相关者》一书中提出了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该书通过宏大的叙事试图证明当下世界的运行机理正将发展引向了一个不可持续的方向,而利益相关者模式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路径。这看似是继斯蒂格利茨的《人民、权力与利益:愤怨时代的进步主义经济学》之后的又一种只能在全员经济学家的乌托邦社会里成立的教义,因为人类无论从事经济还是政治活动都充满了非理智的行为,然而对“短视行为”的批判早已孕育出了一种“远视眼”特有的理想主义。

 

全球化发展的桎梏

 

早在人类实现全球化的初期,进步与问题便同时存在了。一方面,各欧洲帝国建立了全球供应链,国际贸易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引擎;另一方面,各欧洲帝国对其殖民地施行剥削式的统治,唯有特权阶层才能从全球化中获益。粗略估算,至今为止全球化共经历了四波浪潮,在不断拓展深度和广度的同时,浪潮的终结也面临更大的损失。从1929年的大萧条,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从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再到网络犯罪、气候变化以及日渐严重的病毒威胁。这些负面影响与全球经济发展模式不无关系。

 

本书始终站在一个相对明确和乐观的视角看待具有争议性的问题。萨缪尔森曾提出市场经济的核心控制者是“偏好”和“技术”,而利润在奖励或惩罚企业并引导市场机制。作为对比,本书的主旨首先否定了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行为,同时他认为市场经济的主导方是每一个利益相关者。但作者高度认同技术对解决全球化问题的重要性,施瓦布坚信技术能提质增效地解决恶性循环,但由于技术进步常常作为企业获取利润的工具,因此却成为加速社会不平等的罪魁祸首。2020年,脸书CEO马克·扎克伯格加入了要求政府加强监管的行列,并支持经合组织为互联网行业制定公平的全球税收规则。健全的监管制度可能会有损脸书当前的利益,但从长远来看,他将对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人都更加有利。

 

库兹涅茨曾开创了国民收入和年度经济增长率等关键概念,这些指标仍在经济学和政策制定中占据支配地位,以衡量一个特定经济体成功与否。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全面加入全球化,各个地方政府都在最大化自己的GDP,增加税收来源和招商引资,但地方政府的行为实则在起着重复建设、分割市场、不顾长期投资回报的反作用。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的政绩考核机制并非基于“全局”“长期”和“多维”的发展理念,所以地方政府相对不愿意投资在短期看不到经济增长效益的民生项目上。新西兰是在实践中首先破除“唯GDP论”的典范之一,秉承“生活标准框架”理念,认为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福祉的可持续性需要维持不同类型的资本,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金融、有形资本。该框架下代际福祉的实现还需要满足一个韧性条件,即灵活面对变化、冲击和意外事件。尽管当下还无法预判这个框架的作用是否有效,但是凭借2020年10月杰辛达·阿德恩所率领的政党以压倒性选票赢得了民意支持,至少可以相信以利益相关者为导向的政府采取了一种相当成功的全面策略,满足了更大规模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愿景。

 

 

如何纠偏发展曲线?

 

本书可圈可点之处在于不仅为乌托邦的理想找寻到实现的可能,而且在思想的每一个小节仍能以客观现实的角度重新审度。理论上讲,全球化是推动世界发展的力量,但在实践中,只有在确保人人都能从中受益且国家韧性和主权不受影响的基础上,它们才能发挥积极作用。若想实现全部利益相关者尽可能受益,至少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全球化的发展需要以社会契约的形成为基础。即公民间形成了广泛共识和高配合度,不破坏契约规则,愿意牺牲短视私利来换取长期共荣。第二,全球化的繁荣需要政治领导人在引导经济发展、关注民生和开放贸易与投资之间取得平衡。全面自由化并非最优解,可控而渐进的政策才是必选项。第三,当一个时代的主流技术与一个经济体、社会的竞争优势相契合时,社会就能从全球化中受益。因为一个匹配的市场和社会偏好能够放大技术优势,并自发地进行传播。但即便完全满足了以上三个条件,如果全球化缺乏一个良性的节奏,结果也会事与愿违。

 

全球化如何才能进入良性运转轨道呢?本书给出了比较创新且有建设性的回答,即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模式,具体来说,是将国民和全球的利益放在首位。相比传统的股东资本主义模式和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模式既不追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也没有强权政府使用强制手段参与资源分配,而是允许每一个利益相关者影响决策,并设定更为广泛的目标,即社会整体的健康与财富。这与我国现阶段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谋而合。施瓦布提倡的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模式具有更为明显的全球化特征,比如地球的健康取决于世界各地的行为主体做出的所有决定。该模式下,国际组织作为一种制衡机构至关重要,能够基于公平原则协助各利益相关者解决利益分歧,发挥全球治理的作用。中国作为国际社会日益崛起的角色,其生存与发展也离不开对国际组织的参与。中国已经在多边、区域治理平台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例如2016年,G20峰会在杭州举办,达成了全球首个多边投资规则指导性原则《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搭建了全球首个多边投资规则框架。事实证明,中国已经逐步探索和建构出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参与路径和模式,未来还会继续推动全球治理向有利于全球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而学会正确参与全球治理也是各国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正如书中所说,全球经济体系具备良性本质的固有特质,利益相关者应放弃追逐短期的利润或狭隘的私利,通过自我重塑追求全人类和全地球的共同福祉。

 

全球治理范式下的利益相关者模式

 

在利益相关者模式中,所有群体及其目标都是相互关联的,任何一个群体的目标都会对其他群体造成影响。本书通过比较,读者便能够很直观地理解为什么股东至上模式和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所带来的是次优结果。因为它们关注的是更细化的、排他性目标,即具体某个企业的利润或具体某个国家的利益,而不关注全人类和整个地球的福祉。相比之下,在利益相关者模式中,那些更细化的目标并没有被搁置,只是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联性以及地球的任何福祉被置于中心地位,以确保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实现更加和谐的发展。当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模式升级到全球维度,经济竞争力将最终取决于地球的资源功能和一个社会的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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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完整版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