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启蒙知识与人文思考的联想
人文启蒙的联想
联想是在对文本理解的基础上，在同类或有关的事物之间建立“相似”的关系。人文启蒙的阅读主要是一种以“观念”（Idea）为锚的联想。也许有人会认为，观念的联想起到的不过是一种类似“概念外延”的作用。这是错误的。
概念有“内涵”和“外延”。概念是分类；内涵是分类标准；外延是符合标准的事物。例如“宠物”是一个类别概念，分类的标准（内涵）是接受主人的豢养，外延就是猫、狗、猪、蛇、龟、鸟、豚鼠，一切在宠物店里可以买到的动物。联想要比“概念外延”复杂和丰富得多。皇帝的宠臣、宠妃、御用文人、帝师、太监、侍女都是他的宠物，这是联想的结果，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比喻”和“象征”的意思。作为一个概念，象征或比喻意义上的“宠物”已经不能用它逻辑上的分类标准所概括。
人文启蒙的联想比象征意义层次上的联想更为复杂，也更为深入，因为它比“外延”或者“象征”的联想都更加个人化，更加取决于联想者的思考和想象能力。休谟在《人性论》指出，一个人的联想是与他“自我”（Self）在一起的，他的联想对他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与别人的联想可能相同或相似是另一回事）。
人文启蒙的联想对人文阅读特别重要，也许可以说，没有这样的联想，也就没有真正的人文阅读。例如，荷马史诗《奥德赛》里有一个塞壬（Sirens）的故事，塞壬是几个美丽的女海妖，她们居住在西西里岛附近海域的一座遍地是白骨的岛屿上，她们用自己天籁般的歌喉使得过往的水手倾听失神，于是航船触礁沉没。奥德修斯从女神克尔柯（Circe）那里得知塞壬的危险，他非常想听听她们的歌声有多么美妙，但他又不愿意让他的水手和船只遭受危险。所以他用白蜡封住了水手们的耳朵，让他们把他捆绑在大船的桅杆上。船经过塞壬的海湾时，奥德修斯果然为歌声疯狂，他大喊大叫，要水手们为他松绑，命令他们把船驶向岸边。水手们既听不到塞壬的歌声，也听不见奥德修斯的命令，驾驶着船安然度过了危险。
奥德修斯应对女妖塞壬的故事传递了一个“自捆手脚”的观念，我们可以用这个观念来形成与自己生活经验有关的联想。例如，设计防止腐败的制度是一种预想防范、避免危险的“自捆手脚”；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也是一种“自捆手脚”；用闹钟把自己从香甜的睡梦中唤醒也是一种“自捆手脚”。如果没有与你自己的问题意识有关的联想，那这只是一个与你无关的有趣故事。
联想需要有想象的能力。休谟在《人性论》（第一章，第3节）里把联想当作是“想象”的作用。想象与记忆不同，记忆受印象的次序和形式束缚，而想象则不受原始印象的次序和形式的束缚，“想象可以自由地移动和改变”它们。想象的官能能分离和随意结合简单观念，也就是解构和重构。想象是一种敏锐地接受和感知信息的能力，经常是在一个人思考热点（兴奋点）的影响下起作用，熟悉文学的人，文学联想丰富；精通医学的人，医学联想丰富；关心政治的人，政治联想丰富。因此，丰富的知识储备对于有效联想的能力是必须的。
思考热点并不是必然的，而是一种经常占优势的力量。休谟认为，产生这种联结，并使心灵以这种方式在各个观念之间推移的性质共有三种：类似（Resemblance）、时空接近（Contiguity in Time or Place）、因果关系（Causeor Effect）。观念的“联结”，也就是联想。这三种“观念联系”的原则里，与人文阅读体会最为相关的就是“相似”。
联想对人的基本要求是能保持思想活跃和对知识的好奇，若能如此，那么，由于联想的作用，书籍或学术讨论中对一些问题的深入理解会强烈地提醒你记忆中类似的对象内容，并大大增强你对这些问题的兴趣和理解。当然，你原来的兴趣和理解也会让你对有这些内容的书籍或学术讨论特别有兴趣。
就引发人文问题的联想而言，思想的深度和视野都是重要的因素，是可以借鉴的。例如，近年来，在跨学科的人文研究中，对人道灾难的创伤、见证和记忆的深度思考就是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新知识聚焦点。这方面的重要著作基本上都是翻译而来的。对人道灾难的深度思考将文学、媒介研究与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联系在一起，形成了诸多富有活力的研究议题。
深入的思想和学术讨论为人文启蒙的知识传播打下必要的坚实基础，不光是学理的，而且也是道义的基础。在这个工作中，启蒙知识分子发挥着无以代替的作用，人道灾难的受害者和见证人们可以叙述他们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但是，要对暴力、恐惧、残害、压迫的本质有透彻、细致的认识，还必须要有知识分子的学理分析和理论提升。
联想不应该是随心所欲地调换和改变观念，不能任凭联想者自己的需要或偏见，信马由缰地随意发挥。联想需要正确的逻辑依据，错误的联想问题不在于联想本身，而在于其失当的逻辑。不当的联想会导致错误的理解。在18 世纪的启蒙的批判理性与20 世纪极权主义的工具理性之间建立“因果”联想关系就是一个错误联想的例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和阿多诺(Theodor Adorno) 在《启蒙的辩证法》里提出的联想问题包括，为什么欧洲遵循理性，仍然会产生法西斯和大屠杀? 为什么理性的光明会走向理性的黑夜? 他们说，“启蒙一向的目的，是将人们从恐怖中解放出来，并建筑他们的自主性。然而，在经过充分启蒙的( 欧洲) 土地上，灾难却发出胜利之光。”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启蒙运动本身“已包含了今天处处可见的倒退的种子”。据他们说，这个自毁的种子，就是启蒙运动形成的“理性易于变成绝对”，导致绝对的错与对的判断。绝对的思想，不仅同保障民主自由的多元化价值相去太远，而且会转变为不宽容和暴力。暴力和理性联姻是危险的，希特勒的极权主义就是这个联姻产下的邪恶怪胎。
不难看出，由20 世纪极权的“果”联想到18 世纪启蒙运动的“因”，是基于某种因果联想。霍克海默也承认，理性有两种层面。一种是批判理性，旨在创造和确立人类精神价值；另一种是工具理性，以计算、度量和功效来规定事物的合理性。工具理性的作用是找到做事的手段，只要能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霍克海默认为，启蒙运动强调理性，最终导致了像希特勒的雅利安种族优越那样的工具理性。
这样的因果联想造成了对启蒙理性错误且有害的理解，因为启蒙运动的批判理性与20 世纪极权的工具理性之间的所谓“辩证转换”因果关系并不是必然的。早在启蒙运动之前就已经有了工具理性，15-16 世纪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就是众所周知的代表。启蒙哲人普遍不接受《君主论》中那些不讲道德只论目的的政治建议，被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原则不是非理性的，而是工具理性的。18 世纪启蒙哲人普遍将马基雅维利与马基雅维利主义分开，例如，休谟承认马基雅维利是一位天才和优秀的历史学家，但他指出，马基雅维利生活在一个残酷、败坏和玩世不恭的时代，正是这样的时代，让他陷入悲观主义并提出一些很坏的建议。这些建议很坏，不是因为无效，而是因为只要有效就可不择手段。这恰恰正是希特勒的所作所为。为什么不从希特勒残酷时代的工具理性联想到比启蒙运动更早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更何况启蒙运动并没有继承马基雅维利主义。用因果关系的联想来解释极权理性的启蒙运动根源是说不通的。
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序言里这样描述他那个伟大的理性时代，那是“一个真正的批判时代，一切都要接受批判”。批判理性和工具理性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工具理性不是因为它传承了批判理性，而是因为它根本就与批判理性南辕北辙。所以，认识这二者的本质，需要的是理解它们差异和对立的“对比联想”，而不是“因果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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