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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诺特·瓦格纳：技术补贴应走在碳定价之前
《北大金融评论》：您如何评价中国的2030年实现碳达峰和2060年实现碳中和承诺？
格诺特·瓦格纳：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中国在2020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宣布将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目标。此前欧盟、日本和美国也都制定了类似目标，如美国总统拜登承诺到2035年，美国电力行业要实现碳中和。当然，最重要的是中国近期所采取的行动。中国在“十四五”规划中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要做的还有很多。鉴于过去几十年中国进行了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现在中国走一条低碳、高效道路正当其时。
《北大金融评论》：许多经济学家都非常相信碳税的作用，经济学家诺德豪斯甚至计算出每吨二氧化碳应该征收的合适税收。但对于一些没有能源技术调整能力的国家来说，仅仅有碳税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清洁能源替代。现在拜登政府也在考虑碳税，您如何看待未来的演变情况？
格诺特·瓦格纳：碳税不是灵丹妙药，但原则上，更高的碳价格意味着更低的碳排放，这对任何气候政策都至关重要。第一次尝试规范化石燃料消耗的是14世纪早期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当时他禁止在国内燃烧海煤（Sea Coal），并对重犯处以死刑。不会有人将这一禁令误认为是碳价格，特别是该禁令并不是出于气候原因而制定的。虽然当时爱德华一世主要关注的是当地的空气污染问题，但这二者的原理是相通的：价格越高（在海煤的例子中高到了以生命为代价），对于某些东西而言也就意味着更少。
现代政策中，如清洁电力标准、限额与交易系统以及其他许多规则和法规，都遵循相同的原则：提高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价格。该原则应是任何气候法律或法规的核心。
《北大金融评论》：您怎么看待全球气候俱乐部里面的碳交易机制？例如，一家欧洲的钢铁公司，它必须购买排放碳的配额，如果要规避这种成本，它需要投资于更清洁的技术，但这很昂贵，短期内不易实现。所以对它来说，收缩产能，并购买一家印度钢铁生产商就是一个理性选择。这样，不仅欧洲钢铁生产萎缩、工人失业，全球范围内的碳排放也并没有减少。
格诺特·瓦格纳：在许多方面，碳交易就是碳定价的一种应用，尽管是间接的：设定排放上限，从而创造价格。在主要司法管辖区中，欧盟是第一个建立碳市场的，并在不断强化其系统建设。所谓“气候俱乐部”或“碳俱乐部”，即几个国家抱团制定一个更雄心勃勃的气候政策，以克服全球气候谈判的僵局。“气候俱乐部”通常与关税齐头并进。根据商品的碳含量评估关税很复杂，但这也会促成更强有力的气候政策和更好的经济成果。
《北大金融评论》：除碳税外，很多国家还准备鼓励和补贴新能源的发展。但全世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仅对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进行税收抵免，还是对所有能源（只要它愿意降低碳排放）都进行税收抵免？您怎么看待未来能源结构比例的变化？
格诺特·瓦格纳：补贴确实是明智气候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告诉我们要为碳定价，同时光靠税收是不够的。征税无法彻底解决碳排放过多的问题，会产生负溢出效应；同样地，技术变革也会产生正溢出效应。以技术创新过程为例：科学家们在实验室做基础工作一般被称为R&D（Research & Development，研究和开发）；随之而来的工作是RD&D（研究、开发和调度），第二个D（Deployment）是对现有技术的有效利用和调度；如果想展示独有技术和成果，增加第三个D（Demonstration），即RDD&D（研究、开发、调度和示范）；至于增加的第四个D（Diffusion），也就是可进行推广的RDDD&D（研究、开发、调度、示范和推广）模式也正在逐步流行起来。以上技术创新过程中每增加一个D都应该获得相应的补贴。
道理很简单：那些在车库里修修补补的发明家可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他们在决定投入多少时只会考虑自己得到的好处，而不会考虑能否为其他人创造可以站立的肩膀。这个逻辑适用于R，并可以延伸至每一个D。特别是第四个D（推广）通常以网络效应的形式出现。当有人在屋顶上安装太阳能电池板时，他的邻居也更有可能这样做。因此，补贴是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
与气候相关的最著名的案例莫过于太阳能光伏，过去十年内其价格下降了约90%，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下降了约99%，原因就在于其发展之路上的每一步都有补贴。因此技术补贴应走在碳定价之前，先让技术更便宜，再考虑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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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完整版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