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巴曙松教授（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两大传统阵营的解体以及新技术革命的推动，经济利益和市场原则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全球资源配置的首要原则，在微观上表现为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各地的优势组织生产，大大促进了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的流动和国际间分工，并由此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疫情最为深远的影响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的运行范式可能在发生根本变化，安全目标的重要性提升，并在特定领域超越经济利益成为资源配置的首要原则。这一影响在多个方面已经开始显现。最为直接的是，不少国家在全面强化其医疗医药保障体系，特别强调特定产业链的完整性。例如，法国赛诺菲在本国新建活性药物的独资工厂，日本已经有至少25家医疗相关企业迁回日本。由于国与国之间的不信任加剧，与安全相关的产业范围在扩大，从高新技术产业扩大到国家基础设施、医疗设备和药品，以及最近美国假国家安全之名扩大到社交媒体的领域。

 

 

疫情的冲击展示了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的脆弱性。预计在疫情后，全球化的布局将出现调整，由跨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可能在未来若干年中发生规模缩减、范围缩小和形式的变化。基于不同产业重要性和供需等特点，具体可能有四个方向的变化。

 

1、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原材、零配件、中间投入品尤其是医疗医药等产业的全球价值链，跨国公司可能会就此搬迁回本国，以形成政府和社会所要求的自主可控。

 

2、区域合作深化，从离岸生产转向近岸、在岸生产。跨国公司的供应链系统会要求更加体现自主性和可控性，对实时生产模式和全球分散生产的态度变得更加保守，这样会使企业始终保持一定的生产剩余和配置上更加靠近国内。

 

3、布局分散化以增强产业链的抗风险能力。一些供应链容易受突发事件影响全球价值链布局，就不可能像过去那样集中与某一区域，而极有可能是分散布局在全球各个主要国家。

 

4、靠近中国巨大的内需市场、就地生产仍会对跨国公司的产业布局起到重要的锚定作用，这也正是当前中国关注扩大内循环来带动外循环的重要现实基础。

 

 

这次疫情中原来一度建立的全球治理架构受到沉重打击，面临迅速萎缩的风险。全球治理框架的缺位要求领导人需以极大的自我克制来维持国际合作，并防止向公开地缘政治竞争的方向倒退。世界格局的演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能否有效管控冲突。遗憾的是，新冠肺炎疫情被利用来释放了美国国内的冷战思维，麦卡锡主义幽灵重现。中美关系更加复杂和脆弱。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导致新的世界格局呈现出“区块化”的发展趋势。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和欧盟、以及与东南亚作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未来将在维护世界秩序上形成更多合作。

 

 

为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美联储实施各种“无底线”的不限量货币救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扩表40%，全球不少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进入了无上限的无人区，将可能透支公众信用。如果危机再次来临，由于货币政策几乎缺少新的政策空间，一旦美元也走向负利率可能会出现欧日资金大幅减少对美债配置的状况。全球对美元的信任阶段性地会发生动摇，美元若出现大幅贬值，其与美国通胀上升的过程就有可能会相互促进。事实上，随着疫情期间美元荒的解除，以及美国疫情管控不力对美国经济的冲击逐步显现，近期美元走弱迹象十分明显。黄金期货一度突破2000美元，实际上已经在反映美联储的政策困境和对于美元的担忧。与此同时，很有可能未来2至3年全球经济会呈现W形态或L型的低增长。而巨量的货币供应则可能使得金融市场呈现极端波动表现，并最终诱发金融动荡。

 

 

不畏浮云遮望眼，尽管新冠肺炎疫情给当前的世界格局走向蒙上了一层阴影，但对疫情的高效管控使得中国较早步入后疫情时代，从大的政策框架到产业链韧性再到数字化提速，都表明中国并没有浪费、也不希望浪费这次危机。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判当前经济形势，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内市场的生产、分配、流通各环节实现良性循环，有赖于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建设，有赖于户籍、土地、社会保障等与农民工市民化相关的一系列改革能否真正破题，进而推动低收入人口收入的持续提升以及中国内需潜力的释放，有赖于国企改革、要素改革等能否补齐供给侧短板，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也有赖于以市场为导向的科技创新机制的构建。对外加大开放力度，减小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经济循环藩篱，需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降低贸易成本，加快FTA（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双循环格局的形成和稳固会进一步强化改革与开放之间的互动，也会倒逼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化。事实上，2020年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节奏和步伐在不断提速。5月《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正式发布，6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印发，2020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缩减，都是令人关注的政策进展。与此同时，金融市场的开放也都全面推进，国际资本持有人民币资产的规模在全球动荡中稳步上升。

 

 

2020年上半年中国出口金额累计同比增长（美元，下同）-6.2%，其中6月当月同比增长0.5%。在全球经济受疫情重创的情况下，出口的强韧性展示了中国产业链的优势。全球范围来看，主要经济体中，东亚（中、日、韩等）和欧洲（主要是欧盟成员国）对疫情的控制相对较好。在有效控制疫情的经济体中，中国复工复产启动最早，且拥有相对完整的供应链，因此在海外工厂因疫情无法有效复工时，欧美停工加速海外订单转移国内。麦肯锡对116位北美和西欧主要时装零售商和品牌、采购额超过1200亿美元的采购主管调查，疫情之前的调查显示未来五年没有采购商计划增加中国的采购份额，而4月中旬的调查显示已经有13％的采购主管预计增加中国的采购份额。尽管全球产业链面临调整与变化，但无论是全球产业链分散化与区域化带来的中国+式的溢出，还是中国产业链自身强大的供给韧性，都意味着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难以被撼动。加之，世界银行预测全球FDI的投资要到2022年才能重拾增长，在此之前全球产业链难以发生大规模的调整，也为中国产业链做出适应性调整赢取了时间。　

 

 

人类历史表明，疫情和战争有时候反而会推动人类文化和科技进步与发展，人类与瘟疫的抗争史，也可以说是科学与医学的进步史。二战直接催生了电子计算机等领域的发展。Sars加速中国电子商务登上历史舞台的进程。瘟疫带来的也并不完全是分裂和对峙，西班牙大流感间接结束了一战。新冠肺炎疫情将从科技研发、产业组织、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形态等方面，给人类带来积极变化。例如，目前各国对医药生物科技的巨大投入酝酿着未来生物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更为显著的是，疫情加速了传统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云办公、云课堂、云游戏、云商贸、云签约等新需求爆发在倒逼产业升级，促使企业进一步将线下业态向线上迁移。这会带来产业互联网应用的加速，带来传统企业的组织变革、流程变革。疫情会永久改变人类的某些认知和行为习惯，迫使人类更加适应新技术，加快拥抱互联网和科技的步伐。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一项调查发现，疫情期间,45个国家、地区中近一半接受调查的公司老板有加快发展业务自动化的计划。约41%的受访者表示,一旦疫情结束,生产条件恢复正常,他们将专注于数字和技术方面的投资。这有助于电子商务、社交媒体、在线教育和云计算领域涌现新一批的创新企业。5G应用场景变得更加清晰和更加可行。疫情还在推动机器替代人的自动化趋势步入快车道。

 

 

在疫情冲击之下，全球经济同时面临转型与恢复增长的重任，这实际上也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过程。在这些大背景下，中国正在加快改革开放的力度，形成国内国外双循环，寻找经济转型的新方向。武汉，可以说是整个中国抗击疫情最值得研究的范本，在进入后疫情阶段，各方还应当继续形成合力，推动武汉的经济转型与增长的恢复。

 

 

面对这次突发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和严峻考验，武汉人民从疫情防控的大局出发，克服艰难、坚忍不拔，4月基本实现全市新增确诊病例无新增，成为疫情防控的关键节点，5月初疫情基本结束。目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基本向好，除个别城市和地区，疫情已经得到有效的控制，生产和生活的基本秩序正在恢复之中。

 

然而，从这次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冲击来看，由于本次疫情传播速度很快、持续时间较长、影响范围较广，防控难度较大，对于武汉市的经济、社会和人民群众的心理健康等势必会带来深远和复杂的影响，也将对整个经济的恢复和正常化产生较为明显的冲击。持续两个月的“封城”、全城停工停产停学以及严格的社区封闭式管理，对于武汉整个城市的生产和需求，以及对于武汉整个区域产业链形成连锁反应，特别是交通运输、批发零售、旅游、餐饮、娱乐、住宿等生活性服务业几乎处于“停摆”状态。从供给侧来看，在这个期间，人流、物流、资金流无法畅通，对于制造业、房地产、进出口行业造成重大影响，不少项目停建或延期，这使得武汉市一季度和上半年投资、消费和进出口都出现显著下跌，预计这些都将影响经济的正常化和恢复节奏。

 

此外，从宏观经济的发展阶段看，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着转型的任务，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结构正在发生着深刻的调整，服务业和消费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武汉面临着疫情恢复和经济转型的叠加压力。例如，第三产业在武汉经济中占比最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据统计2019年武汉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55%，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63%。疫情对于武汉第三产业如金融、房地产、商贸、物流等主要支柱产业的影响较大，预计第三产业的季度增加值三、四季度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的80%、90%。在这些综合因素的冲击下，预计武汉市经济从二季度开始全面复工之后的一段时间仍将处于前期疫情冲击的负面影响消化期，企业复工复产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全正常化，三四季度经济数据将有所反弹，但是总体上很难完全完全抵消疫情的冲击，全市经济增长仍然会面临较大压力，还需要积极寻求各个方面的支持。

 

 

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格局来看，武汉市经济长期向上向好的总体方向没有改变。武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长江中游超大城市，在推动国家区域经济协调平稳增长、国内国外双循环等重大战略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突出作用。而且，武汉一直以来的重要优势就是交通枢纽的作用十分突出，无论是铁路、航空，还是长江中游的航运功能都在持续提升，这使得武汉成为连接东西、沟通南北的核心枢纽。不仅如此，武汉也是全国重要的人才中心，高校大学生和科研机构众多，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级技术研究中心、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多，这些对于科技的创新和对经济的推动都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据统计武汉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增加值占经济的总量超过24%，相信基于人才、研发、技术等支撑，未来武汉经济的“科技含量”也会越来越高。

 

从武汉市经济健康发展的长期方向和新的增长动力来看，有四个方向值得关注：

 

第一是“新基建”。疫情以来，中央的多个政策文件部署中表达了对“新基建”的高度重视。“新基建”一边连着基础设施，一边又连着新兴产业，既代表着巨大的投资需求，又代表着巨大的消费市场，“新基建”的七大领域包括5G基站、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都孕育着潜在的机会。为此，武汉市需要强化重点领域、重点突破，加快推动5G、人工智能等应用，并鼓励和支持相关领域的创新型企业，特别是对于这些企业的资金需求，应通过风险投资等多种形式给予支持，并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IPO、发债等多个渠道筹措资金。

 

第二是“新消费”。这次疫情对线下的实体店，特别是餐饮、购物中心、百货商超等产生了巨大冲击。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线上消费、快递、周边生活服务、社区便利店等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线上化与社区生活服务的大走势是不可逆的，这必然会重新定义未来的居民生活与消费场景，这是一个全新的机会，新零售、线上教育、直播消费、智能家居、本地生活服务业等都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第三是“大健康”。这次疫情一定程度也暴露了不少城市健康卫生产业的不足和短板，包括武汉在内的大部分城市都需要加强医疗卫生产业的投资和发展，提升医疗卫生设备的整体水平，加强防疫设施、专业人才和重症隔离管理体系的建设。而且，通过这次疫情，居民对于健康的重视程度大幅度提升，健康产业将有巨大的增长空间，包括生物医药、健康器械等产生都需要重点发展，对于这些领域的企业也需要给予重点关注，在税收和融资方面给予优惠政策。

 

第四是以“大都市圈”的站轮格局来把握武汉的战略定位。从当前中国的人口流动趋势看，人口向经济实力强、产业发展好、就业机会多的都市圈聚集是大趋势，武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未来的发展潜力巨大，以武汉为中心，周边60～80公里内发展大都市圈，通过轨道交通和新基建的互边互通、公共设施的均等化、土地增减挂钩平衡等推动人才、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在武汉都市圈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短期内可以为武汉经济增长寻找新的来源，长期内也可以为武汉经济转型提供新的支撑。

 

危机本身是一种倒逼机制，每一次的重大危机都会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次疫情之后的武汉无论是在社会治理、公共卫生，还是在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线上化等方面都正取得更大的进步，不断积累的进步将使武汉成为一个日益向上向好的全国化、国际化大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