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巴曙松教授（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

 

　　在全球化推进过程中，“逆全球化”思潮实际上一直程度不同地存在，但是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逆全球化思潮的阴影似乎明显有所强化。这一趋势是如何形成的？

 

 

　　逆全球化与全球化是相伴而生的，理解逆全球化首先要理解全球化产生的原因。当代全球化是建立在国际贸易基础之上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融合发展，全球化通过各国之间的分工与交换，提升了全社会的经济效益，而推动全球化的则是在此过程中可以享受效益提升的国家和群体。同时，在推动全球化的进程中各国又要付出相应的成本，其中既包括维护全球秩序所需要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成本，也包括在全球化过程中本国内部的经济效应转移所带来的社会治理问题。当一个国家或群体在维护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的收益大于支出的成本时，他们会积极地推动全球化进程，反之，则会出现反对全球化的力量和声音。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实际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在扩大本国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主导完成的。在全球化分工过程中，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阶层、跨国公司以及华尔街代表的跨国金融机构可以说获益最多。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工厂，获取了一部分就业机会，产业工人的工资收入得到提高。但部分发达国家将制造业向国外转移，国内失去就业岗位的社会群体不能及时得到本国政策的扶持，并迅速调整到新的就业岗位，所以产生了反对全球化的声音。

 

 

　　全球化是否一定造成制造业外迁和产业链转移？这需要比较不同的全球化模式。1980年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为20%，到2019年这一比重下降至11%，英国的制造业占比同样大幅下降至10%以下。而在此期间，尽管日本、德国也深度参与了全球产业链分工，其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依然维持在22%和21%的较高水平。

 

　　由此可见，全球化并不是造成一个国家制造业占比下降和就业岗位损失的根本原因。这和德国自身仍然在汽车、机械制造甚至钢、铜、铝等行业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密不可分；在强化高端制造业方面的核心优势的同时，德国也长期重视中小制造业企业的发展，并通过劳资共决经济运作体制、稳健的金融支持体系、完善的教育医疗保障体制来确保国内制造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和居民财富分配的均衡化。可以看到，发达国家经济体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由于自身经济发展道路及制度选择的差异，所面临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逆全球化的过程中，少数发达国家减少与外部经济体的互联互通、退出现有的国际治理秩序、放弃履行国际责任，会对现有的国际社会秩序造成显著的冲击。具体来说，在经济层面可能会造成全球经济效益的降低，特别是依然处在享受全球化红利阶段的国家会面临较大的外部冲击，提升全球供应链运行的成本，从而客观上会加大通胀的压力。

 

　　实际上，在逆全球化的过程中，没有某个国家和地区是完全的受益国，也没有某个国家和地区会是完全的成本承担国。制造业岗位的部分回流，可能会对美国的部分反对全球化的地区、群体带来一些短期利益，但全球产业链的破坏却可能使得美国企业的总体盈利受到明显的负面冲击。简单来说，全球化或者逆全球化的选择，在于一个国家，或者国家内部的某个群体参与全球化所付出的成本和收益比较与权衡，当成本大于收益时，逆全球化思潮就会兴起。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抓住了这一轮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深度参与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分工当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与此相对应，当前的逆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挑战也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中国需要充分梳理并正确把握自身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发挥自身内需市场巨大、产业链完整等优势，客观评估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定位，适应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趋势，并继续积极推动全球化的进程。要防止当前局部的逆全球化演变成“去中国化”的全球化。

 

　　中国有条件发挥内需市场巨大、产业门类齐全、与全球产业链保持良好融合的优势，防止当前局部的逆全球化演变成“去中国化”的全球化。在亚洲范围内，通过强化与日本、韩国等的合作，就可以保持供应链的完整；通过拓展与东南亚的合作，就可以平稳实现中国的供应链重新布局和效率提升；通过扩大内需市场，可以吸引更多国际资本在更早控制疫情的中国市场布局。

 

　　从增加值贸易情况看，疫情对我国不同行业的冲击有所不同。从供给视角下分析，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供应链中枢，并已经成为亚洲占据主导地位的产业链中心；而从需求视角下观察，中国的中心性要小很多，但是正处在逐步增长的过程中。对于不同的行业，我们需要进行客观的政策评估，针对性地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保持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完整，在深化全球合作的同时，有效通过产业升级提升本国供给能力。

 

　　从地理纬度看，全球产业链的分工正趋向于区域化。在新冠疫情的“压力测试”下，中国为重要核心之一的东亚供应链表现得十分稳定。因此，在原来的全球化路径出现阶段性波动而区域一体化加强的环境下，我们要更加充分评估不同产业链的不同地理融合程度，并针对不同行业作出政策布局。未来在参与全球化产业链分工时，可以朝着简单产业链全产业链化结合下游低附加值环节转出、较复杂产业链趋向区域化、极复杂产业链仍然延续全球化的方向进行积极推动和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