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常常不原谅银行，认为银行家都是些图利忘义的家伙。企业越是难过，越是困难，对于银行来说风险就越大，便越是露出嫌贫本色。企业越是资金充裕，对于银行来说就是低风险，收益稳定，便越是露出济富的取向。银行家不是圣人，也不是慈善家，他们必须对银行负责。每家银行都有自己的风险偏好、战略目标和信贷风险标准，选择的客户无论怎样修饰也必须符合这些偏好、战略和标准。我们不能要求银行家牺牲盈利性，不顾银行利益去履行社会责任，但也不能任由银行家完全唯利是图，沦为资本的工具。为了解决这一悖论，首先需要清楚银行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

 

 

在实际经济运行中，金融作为虚拟经济的一部分，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千丝万缕、错综复杂。但回归服务业的本质而言，银行应当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并服务于实体经济，从对实体经济的服务中收取与其服务相当的社会平均利润。在收入法核算GDP的分项中，我们可以看到2017年全国营业盈余大约是21万亿，银行业4532家企业从中大约分走2.2万亿的税后利润，平均每家大约4.85亿，而工业部门则有规模以上企业37万多家，大约分走7.5万亿的利润，平均每家只有0.2亿，相差24倍，如果仅仅看大型商业银行，那这一倍数将变成1000 倍以上，银行盈利远远超过社会平均利润。

 

在产业链中，上游企业的利润就是下游的成本，而且根据产业组织的理论，垄断力量强的环节往往会分走更多的利润。在银行与实体这条产业链中，由于体制原因，银行业长期享受非市场化的利差水平，使中国的银行业犹如实体经济怀中的婴儿，汲取有余而贡献不够，同时伴随着寡头垄断、服务效率差和盈利手段单一等问题。

 

2019 年前三季度，商业银行净利润达到1.65万亿元，其中五家大型商业银行利润达到8824亿元，约占全行业一半。而这1.65万亿元中，利息收入占比超过76%。而另一方面，小企业回报率高风险大、大企业回报率低但风险小，房地产回报高风险低、制造业回报低风险高，在没有政策纠偏的情况下，银行的短期选择无可厚非，但这与长期发展目标相悖，因为实体企业的衰落最终会导致银行业的衰落。从可得的最近数据来看，2017年中小微企业贡献了50%的税收、60%的GDP、70%的专利和80%的就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这样的局面更加深了银行家悖论，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和实体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阻碍。

 

 

多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强调金融要支持实体经济，但收效甚微，主要原因还是实体经济的经营能力和市场环境不够强健。2017年，制造业税收收入约5.2万亿，制造业企业约35万家，平均每家纳税1500万左右，但平均利润仅1900万左右，比值约0.79；金融业纳税1.7万亿，企业数约5000家，平均每家纳税3.4亿左右，但平均利润约5亿左右，比值约0.68。可见无论是纳税规模还是比例，实体经济制造业的税收负担都要重于金融业。

 

2018年开始，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已经开始实施，尤其针对制造业和中小企业的减税，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相信这一数字更新之后能见到明显的效果。但在融资费率方面则仍然不容乐观，财科院的降成本报告中对企业融资成本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出了很多结构性问题：

 

一是国有企业获得的直接和间接的融资成本都低于民营企业。2018年，在其样本中，国有企业的平均融资规模为5.9亿元，远高于民营企业的7000万元；此外，国有企业的短期贷款利率处于 5.06%-5.17%之间，而民营企业的相应值却位于 6.05%-6.14%之间；国有企业的银行长期贷款利率和债券发行利率均值分别为5.28%、5.66%，而民营企业的相应数值分别为 6.31%、6.77%。民营企业在银行信贷市场或金融市场中的劣势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二是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的银行贷款成本最高，大型企业和微型企业相对较低，融资成本与企业规模之间大致呈“倒 V”型关系。主要原因在于：大型企业在信贷市场中更具有议价能力，因而能够获得更低利率；微型企业受惠于普惠金融政策，也能够以较低利率获得银行贷款。这也是银行家悖论的一种现象。

 

 

要解决这样的结构性问题，根本上要让实体经济具有吸引资金的能力和环境，主要的改革措施要从关注总量转向关注结构，在税收上要采取结构性降税减负改革，大幅降低制造业等实体企业、小企业的税率，适度加大虚拟经济若干行业的税负，如金融、电商和房地产。在信贷政策上，也应该做结构化安排，不能停留在降准这样的总量措施上，需要适度降低实体经济的基准利率，直接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助长实体经济的市场能力。

 

从这些问题中可以看出，我国的降成本措施中，财政手段效果较佳，但货币政策方面积重难返。虽然利率市场化已经迈出新的步伐，但仍然需要坚实地继续推进结构性降息：一方面要继续开放资产定价市场化，允许金融机构从产品创新、风险控制等方面创新，使得为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可以取得与风险匹配的回报水平；另一方面可以考虑采用补贴、减税和定向货币政策等方式，结构性地调整资产价格，使短期利益与长期目标匹配。另外，学界普遍认可中小银行和地方性银行与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有更紧密的关联性，因此应鼓励发展中小银行和地方性银行，但需要建立并推广适合其业务模式的风险控制体系，以降低其爆发经营危机的概率。尽管如此，笔者认为，无论大小银行，都应当以统一的市场准则对待各类企业，改善实体经济的关键，还是要提升实体经济企业的市场能力。

 

 

如前文所述，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结构中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基本呈二八结构，与美国正好相反。近几年，社融虽然保持了10% 以上的增速，但是贷款的增速更快，平均达到13% 左右。这表明经济迫切的融资需求更多的还是由信贷完成，这与去杠杆的供给侧改革政策相悖。融资渠道的匮乏对于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来说更加严重。财科院的调查也发现，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制造业在融资渠道方面的困难明显高于其他企业。

 

 

在中国社会融资增量结构中，人民币贷款占比从2002年的91.86%下降到2017年的71.19%，十五年间下降了20个百分点，但信托、保险、证券等融资渠道的发展仍然有巨大的空间。根据学者的研究，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国家直接融资的比例会越大。而且在技术水平逐渐达到创新边界的过程中，会有越来越多的大型企业在竞争环境上走入信贷融资“无人区”，这也会伴随着较大的风险。直接融资由于其风险承担的性质更明确，所以会更好地服务和适应这样的局面。因此，通过赋予实体产业在资本、发债和商业票据等方面的市场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将会是未来一段时间的自发趋势和改进方向。

 

 

银行家悖论其实并非银行家之过，而是整个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尤其是在全社会的利益分配方面。金融好赚钱、资本赚快钱、房地产赚大钱、实体赚辛苦钱、小企业赚小钱，这样的局面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中国实业中不缺乏伟大的企业家，他们在其所处的细分市场中辗转腾挪、兢兢业业，但辛苦劳作的收入可能还不如炒房地产或在资本市场割韭菜所得。如此局面并非市场之过，而是需要反思我们整体的制度环境。

 

解决上述问题的渠道还是靠深化改革。改革不是口号，而是措施；改革不是改面子，而是要动根本。要更自信地坚持基本制度，更深化地改革运行体制。在改革开放40 年之后，下阶段改革运行体制的最重要发力点就是要触及“体制性利益”，所谓“体制性利益”比过去讲的“部门利益”更复杂。一种体制所形成的利益链包括了部门利益，也包括这个体制下的相关利益。例如银行利润减少，就会整体上减轻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和分量。

 

要从根本上解决实体经济的良性发展功能，就需要从结构上调整税收、利率等政策。这需要财政、税收、银行和资本市场等相关体制利益的调整，需要深化改革的观念，也需要改革这些体制机构的评价体系、激励机制和机构功能，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经济从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