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正在发生的新冠疫情的最坏情况，可能类似于1918-1920年全球大流感。我们从48个国家的数据中研究发现，上次全球大流感的平均死亡率为2.1%，全球4000万人死亡。如果用目前的人口来计算，意味着这次在最坏的情况下，全世界将有1.5亿人死亡。

 

1918-1920年全球大流感伴随着许多国家的经济衰退，GDP平均萎缩约6%，持续时间约为两年，也就是说，损失的产出大约是一年GDP的12%。我通过对罕见宏观经济灾难研究发现，全球最严重的三次宏观经济危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萧条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在二战期间的快速增长是一个例外。）全球大流感可能是自1870年以来全球第二严重的不良事件。据估计，在42个有数据的国家中，约有12个国家的实际人均GDP在1919-1921年间下降了10%或更多。

 

目前，大多数国家应对新冠疫情的主要政策是抑制经济活动，以减少相互作用和传染。这一政策相当于决定在短期内以每年约20%的速度减少世界GDP。GDP下降20%，如果持续一年或更长时间，将构成一场罕见的宏观经济灾难，甚至比上次全球大流感还要严重。然而，在当前环境下的合理希望是，产量的大幅削减将只持续几个月，之后病毒将得到遏制。也就是说，目标是实现快速的V型复苏。例如，如果GDP下降只持续6个月，那么损失的产出只会是全年GDP的10%。

 

 

为应对GDP下降，合理的货币和财政对策是什么？以政治领导人为代表的社会普遍认为，用GDP下降来作为抗击疫情的成本是可以承受的，而一般的刺激政策是通过提高总需求来提高实际GDP，这与抗击疫情的初衷是不一致的。例如，虽然激进的货币政策——削减短期名义利率并提高央行资产购买规模——能够成功提高GDP，但是在当前不寻常环境下，我们不会认为这是成功的。如果我们不希望GDP下降20%，可以通过减少对经济活动的限制来实现这个目标。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全面的财政扩张。例如，美国的政策是让联邦政府给大多数成年人一张1200美元的支票。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政策成功地提高了总需求，从而提高了GDP，但这与激进的货币政策所面临的处境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我们不会重视GDP的抵消性增长。事实上，美国最近实施的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很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大多数国家都成功维持住的低而稳定的通胀可能会在未来发生改变。

 

相较而言，更合理的是有针对性的政策回应，部分针对个人，部分针对企业，目的是巩固现有的社会安全网。比如，增加提供失业保险、食品券和医疗补助（资助穷人的医疗费用）等项目是可以提高总体福利水平的。这些项目的扩展，其中有些被包含在美国一揽子计划中，对穷人更加有针对性，而不是分发1200美元的支票给每个人。

 

 

美国最近的一揽子计划还包括旨在限制企业永久消失和保持企业与其员工之间联系的政策，这也是合理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处境特别困难行业的公司，比如航空公司和其他与旅游相关的公司。对于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央行来说，避免金融市场出现重大动荡是至关重要的，他们通过行动让人们相信，2008-2009年大衰退期间的金融动荡不会重演。

 

在我的研究中没有发现1918-1920年全球大流感对宏观经济或政策造成了永久性的结构性影响，尽管后来的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确实产生了这样的影响。我认为，当前的新冠疫情也将类似于全球大流感，不会对经济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但会有一些永久性的变化。例如，美国等国家将不太愿意继续依赖外国供应商提供在疫情期间被视为至关重要的商品和服务，这一变化的一部分将涉及中国，因为中国是许多产品的来源地；一些行业，比如航空公司，可能会永久性地发生改变，尤其是在乘客之间保持更大程度的社交距离方面；握手的习惯也可能成为过去式。

 

 

罗伯特·巴罗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对经济增长、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问题作过大量的经验研究，推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并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由于他的卓越贡献，巴罗被推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1988年）、美国国会预算局学术顾问委员会委员（1996年）、美国经济学会副主席（1998年），并在同年获得亚当·斯密奖（APEE）。自1986年起，巴罗任教于哈佛大学，目前是该校瓦格纳经济学讲座教授，同时又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其著作《自由社会的市场与选择》已被译成法、日、西班牙等7种文字。《纽约时报》评论巴罗“真正能将经济学的精髓准确地传递给非经济专业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