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是美国240多年历史以来第二次民粹当选，这样的民粹政府的真正特色是对美国的国内制度和国内内政敏感度极高，这是中美关系的标志性变化。特朗普与过去中方相对熟悉的美国总统有本质区别。过去的美国总统往往都有一定原则性，在一定程度上坚持本国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但是特朗普代表的民粹政府不同，表面上是在和各国做交易，其实主要都是为了讨好民粹选民，达到在美国的政治博弈中，仍不处于下风的根本性目的。 

 

特朗普在贸易谈判中态度和立场发生重大转变的主要驱动力是他对美国国内政治和制衡的敏感度。具体而言，特朗普在谈判时的态度其实与美国国内对他的压力成反比。但不管特朗普采取什么做法，他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达成某种协议，而是为了实现他在选民面前获胜者的地位。

 

11月的美国大选前，中美冲突依然存在，但是应该是斗而不破的状态，也就是处于风险可控的状态。大选后则有可能出现三种不同的场景。第一个场景是特朗普连任，在民粹主义的恶性循环下，未来特朗普采取的政策对国际、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将很可能会没有底线，导致的风险没有上线。第二个场景是特朗普小负，这一场景的概率要大于特朗普连任的概率。对内特朗普可能采取极端手段，包括通过法律方式对某些州选票提出质疑和控诉，对外特朗普则特别需要制造一个危机氛围，这可能会与中国相关。第三个场景是特朗普大败，拜登当选。中美关系并不会因为拜登上台得到扭转，但随着拜登工作重心的转移，脱钩速度将有可能放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