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颜（兴泰控股（香港）副总经理、课题执笔人）：
　　“湾区经济”已成为开放型经济体制中的重要增长极和辐射点。若简单点归纳，“湾区经济”由“海岸线”+“城市群”两个基础特征单元组成，港珠澳大桥于粤港澳大湾区，则具有“海岸线+城市群”的双重连接意义。纵观全球最成功的湾区包括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高效、协同、海陆空一体化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国际一流湾区的产业转移和集聚、城市群协同和互补发展发挥关键支撑作用。

　　以旧金山湾区为例，随着城市群发展自然而然形成的需求，其于1861年修建了湾区内第一条旧金山通往圣何塞的铁路，在20世纪初至中期陆续修建了安蒂奥克大桥、金门大桥等跨海大桥、铁路、公路交通设施，连通了湾区内各城市间信息、资源和人力等全方位的交流，促进湾区内形成了以旧金山为金融综合服务中心、圣何塞为高科技研发中心、奥克兰为最大海港口、北湾和半岛为宜居宜业补充区的协同化、错位化发展的城市群。

　　借鉴国际经验，港珠澳大桥是粤港澳大湾区内香港、澳门与广东连接的标志性基础设施，其不仅是海岸沿线城市间陆地交通枢纽的连通，更是粤港澳大湾区内建设产业协同集聚、宜居宜业互补、人才资源交流等国际一流城市群的有力保障，为粤港澳大湾区有别于全球其它三大湾区的、更丰富的差异化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胡未名（深圳投控金融部副部长、课题执笔人）：
　　港珠澳大桥跨越了伶仃洋，将香港到澳门、珠海的车程由3小时缩短到30分钟，拉近了粤西与香港的距离，大大扩展了香港的经济发展融合腹地，加快区域内人员、商品、资本以及信息等要素的流动。

　　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产业体系完备，分工各具特色。与之匹配的是，粤港澳大湾区也已初步形成了层次分明的阶梯式金融城市群。港珠澳大桥通车将加速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经济金融发展与融合，首先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优化实体产业在湾区不同城市分工合作，带动新的投资及金融服务需求；其次降低金融机构的交流成本，促进金融服务和专业人才的流动，提高金融中心之间的沟通频率和效率；最后，使得以香港为代表的国际金融中心对周边区域提供的金融服务辐射更加直接和深入，促进区域城市协同均衡发展。

白海峰（招商资管（香港）总经理、课题执笔人）：
　　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开通进一步缩短了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之间的交通距离，这也标志着，包括金融领域在内的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进程即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近年来，粤港澳三地政府也通过各种框架性合作协议，架设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领域协同发展的大桥，为三地金融机构在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协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粤港澳大湾区内金融机构的多样性和服务实体经济金融需求的广度及深度方面都在持续提升。与此同时，快速发展的金融科技是金融机构在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协同发展的利器，三地金融科技的发展领域各有侧重，具有较大的合作空间。

　　然而，三地金融机构在协同发展的过程中，粤金融机构需要应对更开放的市场环境带来的汇率等市场风险以及如何提高自身业务能力以应对更激烈的竞争，而在粤布局较晚的港澳金融机构则需根据自己特色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广阔的腹地走出差异化的道路。随着大湾区发展规划逐步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联结中国经济金融体系与全球经济金融体系更为关键的桥梁。

未来，随着粤港澳三地政府合作领域的扩大和合作程度的加深，随着金融科技持续地迭代和创新，随着三地金融机构因地制宜地根据客户需求特点不断创新金融服务方式和手段，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基础设施不断优化更新，粤港澳大湾区内金融机构的协同发展程度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郑伟一（广州越秀金控高级研究员、课题执笔人）：
　　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意味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迈入了“快车道”。近年来，“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相继启动，这些举措正如港珠澳大桥一样构建了境内外资本市场的“大桥”，极大提高了资本跨境流动的效率，推动境内资本市场与国际接轨。

　　随着大湾区金融开放先行先试政策的持续创新，“大桥”在越来越宽，资本跨境流动的领域将持续增多，区内企业可充分利用境内与香港或澳门两个市场的优势，高效进行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推动企业稳步成长与跨境扩张；另一方面，境外投资者与境外企业也能以香港或澳门为支点，高效对接境内项目或资金，享受粤港澳大湾区快速发展的成果。

　　此外，在大湾区金融市场发展融合过程中，人民币成为“大桥”上重要的流动媒介，其国际地位进一步得到提高，人民币国际化将进入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