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第02期（总第17期） 2010年9月15日
在演讲中，李若谷行长回顾了近代世界格局的演变；随后结合自身在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构工作的实践经验和切身体会，以翔实的数据说明，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力对比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而此次经济危机正是世界格局再次发生变迁的加速器；最后阐述了东西方模式的重大差异以及新时期的大国关系。
本期简报摘录李若谷行长讲座的主要内容：
一、李约瑟难题与世界格局的演变
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经济和科技方面曾取得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早在14世纪的明朝初年，中国几乎就已具备了工业革命的主要条件。然而，近代中国却没能延续过去的辉煌。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毕竟没有在中国产生，而是发生在几个世纪以后的西方。
殖民地时代“北-北关系”主宰的格局。从16世纪西欧国家开始建立殖民地起，特别是1763年开始的近两个世纪中，西方国家是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绝对主导者，殖民地国家没有任何话语权。因此，这一时期的世界经济、政治和军事格局都是由“北-北关系”决定的。
二战后“南-北关系”的逐步发展。二战结束后，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主导下，建立起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为代表的世界政治与安全安排、以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全球经济与贸易安排，以及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与资本安排。在发达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秩序下，广大发展中国家虽然赢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关系以及扭曲的国际货币金融关系依然阻碍着这些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因此二战后发展中国家虽然作为新兴力量登上了世界舞台，并力图推进南北对话与合作，但“南-北关系”仍处于“北-北关系”的附属地位。
世界格局的加速转变与“南-南关系”的发展。经过数十年的不断发展，特别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规模和增长速度不断上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渐减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发达国家GDP占世界的比重已从1992年的64%下降到2008年的55%。2008年的金融危机则加速了世界格局的转变。从经济格局看，在发达国家复苏缓慢、一筹莫展之时，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潜力加大，成为世界市场增量的重要来源，南南贸易、南南投资快速发展，不再处于边缘地位。从政治格局看，从G7到G20的转变说明，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事务和政策协调中已感到力不从心，迫切需要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参与。从思想文化领域看，西方意识形态和经济理念一统天下的格局也在改变。一个“南-北关系”与“南-南关系”并重的世界格局正在酝酿之中。
二、金融危机导致五大变革
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增长前景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将产生深远变化。
世界经济增长动力由传统发达国家向新兴发展中国家转移。金融危机前，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美国等发达国家。2002-2007年间，发达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64.5%。但金融危机期间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的拖累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拉动作用形成鲜明对比。本次危机可以说是全球增长格局转变的分水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将成为世界经济新的重心。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预测，2010-2016年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超过美、日、欧，全球商品和劳务产出新增部分的80％将来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新兴发展中国家发展动力从出口导向型向内需增长型转变。长期以来，在美元作为信用货币的支持下，美国个人消费支出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也需要借助美国巨大的商品市场实现出口对经济的推动。但危机后，发达国家要恢复2007年以前的消费水平和贸易能力基本不太可能。因此，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战略必须作出调整。在这方面，中国已取得显著成效。2009年，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3.1%和94.6%，有效地弥补了出口大幅下降带来的影响。
世界产业分工从发达国家主导技术优势向发展中国家扩散。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作为科学超级强国的崛起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981-2007年，中国研发支出的年均增长率达24%。2007年研发支出达到1023亿美元，已经超过德国的718.60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研发支出国。目前，中国在高速铁路、大型计算机以及航空航天等领域已跻身世界前列。汤姆森路透集团的研究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重心正逐渐走出传统农业和制造业，重点转向以创新为导向的活动。报告还预测，中国的专利总量有望在2011年超过日本，于2012年超过美国，从而成为全球第一创新大国。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由相对分离向密切联系相互渗透转型。虚拟经济最初是从实体经济中孕育出来的并为后者服务的，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技术手段的提高，金融创新日益复杂，虚拟经济就有可能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甚至导致宏观系统风险的积累，损害实体经济发展。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一国特别是大国的经济发展，其主体必须是实体经济。
新兴国家在世界经济秩序规则体系中的话语权增加。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大大增强了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实力。发展中国家自然禀赋各异，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拥有巨大的潜在市场，南南贸易投资日渐发展。在此过程中，对世界经济秩序包括价格体系的主导权也开始由富国逐渐向发展中国家扩散。
可以预见，中国重新回到世界舞台核心的进程将大大提前。当前，西方国家复苏基础并不稳固，且危机后各国政府纷纷反思放任自由市场经济理念，加大了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特别是金融领域的监管力度，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经济的活力。而中国的反危机政策措施得当，贯彻及时，推动中国经济率先较快回升。更重要的是，在30多年改革开放的基础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将不断向纵深推进，是一个市场作用进一步发挥、经济活力不断释放的过程。未来几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将大大上升。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预计在2012年超过欧元区；到2015年，中国在全球GDP中的比重将上升到16.9%，与美国的差距缩小到1.4个百分点。中国在世界经济秩序的重构中将向更加重要的位置靠拢。
三、世界格局演变带来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居民收入差距也进入了一个持续扩大的时期，即进入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上升期，并且还没有出现下降趋势。这似乎与中国30多年经济快速增长的成就不相协调。但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特殊的国情导致其发展轨迹与任何既有的理论都可能产生偏差，从而呈现出一些独特的社会发展特征，可总结为“非常规、非线性、非均衡以及非稳定”。
一是劳动力转移进程非常规。1920年到1975年，美国转移的农业劳动力总和只有802万人，就基本完成了二元社会的转变。而1978年到2008年，我国每年转移的农村人口高达1500万人，也仅使城镇化率提高到45.7%。在劳动力接近无限供给的情况下，收入分配暂时难以更多地向劳动者倾斜，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的下降和产业结构变迁。
二是经济增长路径非线性。中国具有后发优势，不需要重复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历程和结构变迁，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跳跃性。因而其面临的问题也是特殊的，难以用现成的理论解释。
三是增长动力非均衡。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短缺，因此只能选择某些部门进行优先投资，从而产生一个主导部门，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建国初期优先发展重工业、改革开放后重点发展加工制造业，都是根据发展需要的选择。正是部门的不平衡发展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核心动力，不断推动其他短板部门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四是制度变迁非稳定。我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伴随着一系列深刻而广泛的制度变迁。新旧制度的交替和并存容易引发一些社会矛盾，而经济形势和社会条件发展异常迅速，现有的制度安排也可能产生滞后的现象。因此，在快速发展和转型过程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只能是在不断的波动与修正过程中向前发展。
基于特殊的国情，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可能使得社会发展的紧张期相对较长，也就是说库兹涅茨曲线在上升之后不会很快下降。未来只能进一步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将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完全吸纳之后，收入分配、资源环境等问题才能逐步得以缓解。
东西方模式并行的世界与新时期的大国关系
金融危机使中国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主要参与者的时间大大提前。对于如何认识并处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目前中国和西方都存在一定误区。西方的误区有二：一是只看到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的好处，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但对于西方国家在过去四、五百年间从殖民统治中获取的巨大利益却是绝口不提。二是只要求中国承担责任，但不愿尊重或给予中国相应的权利。中国的误区在于：认为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虽快，但人口多，底子薄，没有能力也不应该承担过多的国际责任。
双方的立场都有合理之处，但也都需要改变。尽管中国经济的人均水平还比较低，但由于人口众多，因此综合实力已经很强，不主动承担一些责任是说不过去的。而对于西方来讲，曾经长期掠夺其他国家，现在因为中国等国的发展，承担一些损失，对过去的行为做出一点补偿，也是应该的，同时也理应给予中国相应的权利。
中国模式对和谐世界建设的贡献
中国的模式并不排他，这是东西方模式的重大差异。西方的观念中总有一个所谓的“最佳模式”，世界各国都应当效仿，例如华盛顿共识。但世界是具有多样性的，这个所谓的最佳模式不可能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所有发展阶段。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和非洲一些国家实行多年，并没能使这些国家走上发展的道路。而“中国的模式”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没有模式的模式”。它是在实践探索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既不会凝固不变，也不会停滞不前。因此对中国模式的克隆复制也不会成功。各国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和发展阶段建立最适合的模式。各国模式的共生与互鉴，是和谐世界多样化统一的必然发展趋势。
人类发展呼唤新文明的出现
东西方经济发展理念和模式上的不同反映出两种文明的差异。西方文明讲求自我中心主义，崇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近代以来，欧美国家不断进行着使西方文明成为普世文明的尝试。但随着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多极化发展，尽管西方世界总体上仍处于优势和领先地位，但这种强制性的文明传播也是越来越行不通的。
相比之下，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五千年不断，其核心就是一个“和”字。“和”就是“和谐”，是开放、包容、兼容并蓄。过去30多年，中国向其他国家学习了很多东西，包括市场经济、技术、管理、文化，甚至政治思想，在吸收、借鉴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创新，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日益上升，中华文明对于人类的发展也产生更加重要的影响。
我们希望，一个以“和”为基础和行动准则的新文明能够逐渐发展成形。这种“和”的文明，既不是西方的文明，也不是东方的文明，而是两种文明中最优秀的内容相结合而产生的新的文明。这个新文明将有助于东西方相互融合，减少冲突，共同富裕，促进和谐世界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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