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各位！

        我主要讲两个观点。一个是非常时期，另外一个是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政策。

       为什么说是非常时期呢？大家从早上听到现在，我觉得大家对金融危机的严重性以及对中国的影响已经有了很多了解，我这里想附和一下今天早上龙永图先生、樊纲先生的一些观点，也就是说这次金融危机，虽然根源是在美国，标题写的是“全球金融危机”，实际上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刚才肖耿教授、许小年教授都讲到一个问题，全球金融危机的本质所反映的，无非就是美国人过度举债、过度借贷、从而过度消费，这是金融危机的根源，但大家思考一下，如果说美国人过度借贷了，谁借给他的钱？中国。谁供应他的消费呢？中国。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美国人要进行“去杠杆化”，美国人不能再过度消费，他们要使自己的储蓄率由负的逐渐变成正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美国人要削减自己的花销，但我想这只是我们看到硬币的一面，而硬币的另外一面是什么呢？既然美国人要削减自己的消费，我们就要削减自己的生产。

       易纲行长讲到，过去三个月我们看到中国的制造商在剧烈的调整自己的存货，为什么要调整存货？因为你存货存的太多了，因为美国过去几年大手笔花钱，使得我们的制造商自己觉得只要能生产多少就能卖多少，于是拼命的积累自己的存货，拼命的加班加点的生产，以至于生产的连我们的电都没有了、煤也没有了，连农民工都短缺了。这就是硬币的另外一面。

       下面我就大家所看到的，就是美国如何痛苦的去进行自己的减少花销，或者“去杠杆化”的调整，但是我们不能忽略，既然美国人调整了，中国也必须调整。首先是调整存货，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于是这种存货的调整是非常剧烈的。我想随着这样的调整，今天早上易纲教授也说了，这种存货的调整按照他的预测可能至少要持续到明年第一季度，而之后调到正常状况以后下一步的状况是怎样的呢？也就是一切恢复正常。这里有一个假设，我的最终需求是跟过去的最终需求是一样的，或者稍微有点降低，只要有需求我就可以照常生产。问题恰恰就在这里，美国“去杠杆化”也好，减少自己的花销也好，美国人要把自己从负的储蓄率变成一个正的储蓄率，我想这不是未来三个月能完成的事情，甚至都不是未来三年能完成的事情。这意味着我们进行存货调整以后，我们看到的是最终需求，增长的速度要远远低于我们过去五年里面所看到的增长速度。比如说具体反映的方面，比如外需这方面。易纲教授上午讲到，中国外需依存度到底有多大，易纲教授更相信他指出的三个数中间的数，也就是15-20%。要调整中国出口里面大量的加工贸易的部分，剩下的就是出口带动增加值的标准去衡量的，这样衡量的确是对的。但问题就在于，如果用这种标准衡量的话，可能会忽略掉一个所谓的连带或者间接的中国对外需的依存度，比如说讲到内需问题、消费问题，大家觉得消费问题跟外需完全是隔离的，但稍微用一些常识大家想一想，消费实际上即便定义成内需，但它是跟出口、是跟外需有关联的。

       比如说中国的工资增长，实际上城镇工资的增长，特别是工业领域的工资增长占非常大的比例，假如说出口由于美国的减少消费，出口从正的增长转成负的增长，且不说还有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农民工失业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会间接通过第二轮的影响来影响到你。投资也跟内需、外需有关系，因为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里面，我们的制造业投资占1/3以上，而在制造业里面，你算一算，超过一半以上的都跟出口有关系。

       所以中国特别是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已经可以说是完全融入了全球的经济体系，我们不能一方面庆祝我们改革开放成果的时候说我们中国是在这一轮全球化改革方面的先行者，另一方面面对挑战的时候，反过来说全球发生了什么跟我们的关系并不大，我认为这样说是不现实的。

       如果你相信格林斯潘的话，如果说全球体系或者全球经济正在遇到一个百年不遇的危机的话，对中国来说至少可以说中国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易纲行长早上也说了，如果用生产法去衡量的话，中国GDP下降的速度是前所未有的。我们所看到的，比如说在生产法里面第二产业也就是工业行业占到50%，看一下这50%高频度数据的变化，因为第三产业也好、农业也好并没有一个大波动的数字，如果只看工业生产的情况，就像易纲行长所说的，生产行长下降的速度是极度的剧烈。工业增加值今年三季度是13%，10月份下降到8.2%，11月份继续下降，5.4%，我们的发电量下降的更是剧烈。5.4%是一个什么概念呢？5.4%是我们自从统计局95年来编制这个工业增加值的数据系列以来的最低的一个数字，低于98年、低于2000年。假如统计局按照生产法，如果能够编制一个月度的GDP的话，根据我们过去的工业增加值跟GDP之间相应对应的关系作为参考的话，11月份5.4%工业增加值所对应的GDP增长率是多少呢？是4.1%。如果中国GDP下降到4.1%的话，什么概念呢？我们9月份，两个月以前是9%，11月份是4.1%，这是什么概念呢？就像易纲行长所提到的89年、90年的水平。

       所以说，我觉得中国的确处在20、30年以来最严峻的经济形势下。怎么办？非常时期需要非常规的政策思维和政策导向，当然在风和日丽的时候，我们尽可能花很多时间来讨论如何调整结构，我们增长的模式如何能更有效、更持续，但是在今天所有这些似乎已经成为奢侈品，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我们能做什么，使得目前经济这种下降的趋势得到缓解，怎么能保增长？也就是说怎么能保就业。刚才前面很多教授讨论了增长跟就业之间的关系，当然不是一对一的关系，但是所有人都知道保增长是保就业的最直接或者最简单的办法。怎么来保？之所以提出非正常的政策思维，我们要打破对政策思考的条条框框，比如在目前经济急剧下降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私有部门不断调整自己的存货、不断裁员的情况下，根本不要奢望在短期内私有部门的投资也好、消费也好会产生一个非常大明显的恢复，怎么办？这个时候政府有义务应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说政府完全有义务进行反周期的运作，无非就是两种，一个就是像肖耿教授所建议的那样，减税，我想这是一种可选择的方案。另外一种方案，就是政府支出，经济领域不是没有人花钱了吗？那政府花钱，很多人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原因是政府花钱的效率不高，但我刚才说了，在非常时期，即便一个没有效率的需求，是好于没有需求的，政府这个时候出来支出，只要通过政府直接的投资，投资在铁路也好、投资在保障房也好、投资在医院也好，即便是一块钱，也会产生一块钱的需求，这样民营企业也会承受效应相应调整自己的预期从而调整自己的生产。所以政府要启动民间需求，而这是需要政府下决心的，而重要的是，仅仅决心不够，政府还要掏银子、花钱。

       大家就说了，政府今天一个“九条”、明天一个“三十条”还不够吗？够，说的够多了，但是钱呢？让所有人真正感到有信心的，那就是需求，不管这个需求是美国的订单来的，还是由政府支出来的，对我来说钢材能卖出去我就不停产了，工人就不失业了。我们的4万亿震撼了全世界，为什么？数字大了，但最后大家发现，4万亿越算越少，连中央政府自己都承认这4万亿里头我只出1万亿，其他的就由其它方面出了。

       所以我们要真正的看到行动，不仅仅是靠口号。政府有没有这样的实力？有，我们的财政状况是30年来最好的，也就是说政府的腰包现在是最鼓的，为什么这么说呢？98年政府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11%，现在是多少？22%，政府过去有财政赤字，这些年还有小小的盈余，而且政府除了帐面上的盈余之外还有很多的积累。这里我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到PPOC或者中央银行的网站里面，可以在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里面央行负债表里面有一栏，是中央财政的存款，这是历年来中央财政支出和盈余的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所看到的红色线条，2.9万亿，抵消以后还有1.5万亿的盈余，那么这个钱这个时候不花什么时候花？等到经济过热的时候花？我们现在看到财政赤字，说到凯恩斯主义，现在全世界都是凯恩斯主义，奥巴马昨天透露，将把财政规模从6000亿美元增加到1万亿美元，美国人都这么干，而且美国是救华尔街的，我们是去修铁路的、盖保障房的、建医院的，这本来就是应该政府做的事。

       总之一句话，中国处在20、30年以来前所未有的、最严峻的经济形势下，要呼唤中国政策要有非常规的思维、非常规的做法，我相信政府有这个条件，有钱也有这个能力，关键问题是要执行，关键问题是要拿出真真实实的真金白银，然后创造就业，使得大家能够度过难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