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海闻校长，谢谢宋敏院长，谢谢各位同学！我们都是北大的同学，所以我的发言也是作为金融研究院的一位老师讲一些话，因为我们都是学院派，因为今天都是经济学家、政府官员，代表性很强的，我是代表学校的，我主要讲一些理念，主要谈四个问题。

       第一，股价，股价里面的流动性问题，流动性是可以决定股价的。我认为我们前两年到处讲流动性泛滥、泛滥，而现在突然流动性不见了，所以我认为我们讲流动性泛滥的时候的看法是有问题的。这对央行判断宏观经济形势也是有影响的，宏观经济的政策调整的方向目标主要是稳就业、经济增长和CPI，主要是考虑实体经济，这样一种观念把股价、资本市场撇到一边。本来明年资本市场中国股市已经下降的非常厉害了，但是利率还是不断往上涨。认为决定增长的是实体经济，跟资本市场没有关系。实际上从凯恩斯以来，就强调就业、利率与货币一般理论，但是凯恩斯以后现在我们有更广泛、更丰富、更深刻、更多层次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的品种包括证券、股票、期货、房地产，这样一个丰富的金融市场里面如果不注意金融市场的信号，还只用GDP、CPI、就业来衡量就落后了，所以这次金融危机实际上也提出了要改变一些做法。

       第二，也是跟股价有关系的，在座有很多我们的PE同学和做PE的。股价是企业的基本面，我们目前也在教这个课，用资本的基本面，但中国的股价跌了2/3还多，所以决定股价的应该还有流动性的供求问题。就是说企业投资面临的流动性冲击大了，投资就会大幅度减少，这样一种看法在股市中就存在预期的问题，估计资金链短缺股价就会缩水；如果我的流动性有一些富裕，股价就会上涨。股市上企业基本面变化了吗？应该没有大的变化，只是股价变化了，基本面是被资本市场拖下来了。股价这么大肆的下降实际上是跟流动性供给、流动性需求都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不处理就可能吃亏。

       第三，现在中国的银行业目前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时期，他们在大量的积累风险，我们救市、发展企业都把银行推到第一线，其实目前银行体系已经消化吸收了不少的包袱、解决了不少危机，但另一方面银行的表外业务有非常大的发展，大家看表外业务占到银行业务百分之四十几，这是会影响银行风险的。这次危机出来以后，发改委包括国务院系统要求银行大力跟进解除企业的困难，要推动对中小企业的融资，甚至要放宽放贷条件，这样一种政策从宏观上来讲是要保增长，但把风险也推给了银行系统。比如说我们要启动的养路费改革，启动的能源税，这是对的，这是要改变增长方式、减少排放量，但是养路费是偿还公路融资的需要，建路是需要借钱的，这个钱是需要还的，现在还有5000亿左右，当然这个钱由政府来买单。在这样一个关头，银行如果不加强监管真的很危险，本来我们的银行是可以的，但我们反过来也应考虑中国实体经济受美国危机冲击以后会拖垮银行。

       第四，危难时机政府积极财政是对的，但这有三种解读。第一种解读，政府多花钱、多收税；第二种解读，政府多花钱，但是少征税，让老百姓增加需求、让政府也增加需求，但中间的窟窿就是赤字，就要发国债；第三种解读，政府支出不增加，但是给老百姓减税。我们目前要做的可能是第二种，就是减税又增大支出，但这里隐藏着一个危机，也就是说政府4万亿左右政府只拿1万亿，3万亿怎么出？还得向银行借，而银行就要突破为资本金放贷这个口，这对银行的风险是蛮大的。所以我们得有一个风险积累和保增长这么一个替换。我认为目前我们的减税政策是远远不够的，各种增值税与营业税占目前GDP的11%，而其它国家增值税占GDP的平均比例是7%，所以至少从增值税上来说我们有5个百分点的降税空间，这块我是很支持刚才肖耿教授的说法，但我说的比他稍微缓和一点。我觉得如果在这点上中国不敢下决心，节约预算、减少开支、与老百姓共担风险的态度，那么度过危机可能会有一定的困难。

       谢谢，我的讲话就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