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如何理解新旧动力转换中的涉老金融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外部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香港交易所董事总经理、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教授受邀在《大河报·大河财立方》开设专栏,为读者观察中国及全球经济增设新的视角和窗口。本文为巴曙松教授受邀出席第四届银色经济论坛发表的主题演讲。

文 / 巴曙松(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香港交易所集团董事总经理、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中国已经进入银色经济时代,快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已经并且将持续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对劳动力结构、储蓄率、资本积累、投资、产业发展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在当前中国经济新旧动力转换时期,刘鹤副总理曾说:“市场波动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经济破旧立新;二是未来经济环境存在显著不确定性。”“破旧”表现在人口老龄化上,则是原来的人口红利慢慢在减弱,旧的增长模式在逐渐受到破坏。而原来人口红利是指什么呢?在经济学上,劳动人口年龄数量大、增长快、人口抚养比不断的下降带来的这些积极效果,以及储蓄率高、资金成本低、劳动力成本低的模式逐渐难以持续。“立新”是指在人口老龄化之后,怎么发掘老年人口时代新的人口红利。
 


  如何理解新旧动力转换中的涉老金融的发展?如何发掘老年人口红利?
 

  第一,老龄化这个问题之所以存在,是人口结构变化的产物。而实际上它是生活水平提高,人的素质提升,预期寿命、健康寿命延长的一个结果。
 

  对比发达国家,他们的平均退休年龄基本上在65岁,与我国的平均预期寿命差不多。如果把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劳动人口的规模则扩大8000多万。这样就比现有的劳动力人口提升9.1%。如果提高现有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也能极大地缓解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压力。
 

  比如可以制定税收减免政策。现在个人纳税越来越严格了。假如到50岁或者55岁之后还参加劳动,大幅税收减免,退休养老金提高,用政策激励,而不是用调整法定退休年龄情况下来大幅提高劳动参与率。人的健康状况在大幅提升的情况下,为什么让他45岁、50岁就开始基本上处于一个赋闲状态呢?所以,提高现有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有巨大的改进空间。
 


  第二,从人口统计调查的数据中可以发现,中国的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基本上是农村人口。贡献中国GDP 80%甚至90%的一、二、三线城市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没那么严重,甚至有的城市还较为年轻,这是中国的一个现实。等到贡献中国GDP 80%以上的城市开始进入老龄化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人口结构最严峻的时期。目前,我们还可以及时调整、优化政策,来做一个缓冲的时间窗口。
 

  现在,中国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大概是8%。所以真正老龄化影响比较严重的实际是第一产业(农业),这一部分对中国贡献的比例实际上很有限。我的另外一个判断是,中国特定的二元结构与特定的城市化进展水平,使得对GDP贡献比较大的城市地区到目前为止人口老龄化没有那么严重。这样,可以利用10年左右的窗口期,优化政策,完善养老系统,调整我们的人口政策,激励年轻人生育,激励老年人提高劳动参与程度。
 


  第三,老年人口的消费需求调整。经济学研究里有“退休消费的下降之谜”。人一到退休之前他的消费大幅萎缩。现在中国的经济动力转换实际是指什么?外需转内需,投资转消费,大量投入转到创新和质量提升上。我们发现老年人口食品消费大幅上升。他更加注重健康、环保、绿色的食物,对于文化、医疗保健的消费会上升。但是,如果我们给老年人做一些数字经济、网络经济的普及,他们在这个领域的消费也会大幅上升。
 


文章来源:《大河报·大河财立方》2018年11月1-7日(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作为一位研究人员个人的看法,不代表任何机构的意见和看法)

编辑:都闻心